序 科学验证，就会促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批评者指出了贝茨先人为 3 主的信念和超平寻常的雄心。①但是，贝茨及其同事以较为缓和的语气 重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无论是在这一重新表述之中还是在他们实际 进行的研究项目中，都说明了基于地区的知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⑧ 持文化观点的批评者则是从文化一人文立场、有时是一种后现代立场来 批评地区研究的。地区研究将现代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这样就把本来 十分不稳定的国家身份因素视为不变的因素，并使之具体化。但是，文 化派的这种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在对跨国关系、非政府组 织的全球性活动、跨越国界的杜会运动的研究中，基于地区的知识都发 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基于地区的知识为科学派和文化派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 能够意识到各自偏爱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20世纪60 年代相比，当今的学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理性主义学者有时愿意承认， 理性主义排斥共同知识的根本假定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现在意识 到，在政治游戏的运作之中，参与者是具有相关的知识的，亦即他们具有 共同的知识。地区研究虽然受到文化取向的影响，但不时会衍生出通则 化的结论，这些结论超越了具体的地域范畴。所以，基于地区的知识是 一片肥沃的中间地带，从不同的源泉汲取着丰富的营养。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兼容并蓄使人获益匪浅。不同 思想之间的智识竞争导致了新思想的产生。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在 传统的地区研究学者与流行的行为主义学者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双 方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和不足上面。20世纪90 年代再次出现了辩论，但这一次的焦点是集中在怎样合理地界定社会科 学和地区研究的作用上面，而正是地区研究产生了关于地区的丰富知 识。经验实际中会出现与理论不符的现象，这使人们意识到不同的研究 途径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比如，在20世纪60到90年代之间，东 亚国家将迅速的增长与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东 亚的这些经验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普适性理论无法解释的。》同时， 东亚福利社会的成长是与人口、经济，政治等因素相关的，这些又不仅仅 Bates 1996. Johnson 1997:Elster 2000. 年Ba1e31997.1998. 9可参见Rafacl1994。 Kng2003一2004,166一168 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