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人士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 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作出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 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作者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 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 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 无长处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 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 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作者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 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 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 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 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 2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 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 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 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年至1950年之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 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 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 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 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字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尽管历尽波折，最后往往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 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着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然而，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我思索得越多，便越意识到，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的理解比大多数专业人士要透彻得多。“你越能回 溯历史，”丘吉尔坚称，“便越有可能展望未来。”按照这一思路（虽然丘吉尔可能并不会赞同我作出的回答），我认为弄明白西方为何主宰当今 世界，有助于了解21世纪将会出现何种局面。 当然，作者并非第一个探究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人。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已有250年之久。在18世纪以前，这一问题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时 它并无多大意义。17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首次开始认真地琢磨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东方的悠久历史和成熟文明面前自惭形秽；而少数当时关注 西方的东方人对此也认为理所当然。有些中国官员欣赏西方人精巧的钟表、威力巨大的火炮以及精确的历法，但他们并不觉得效法这些除此之外一 无长处的西方人有何价值。如果18世纪的中国皇帝知道伏尔泰等法国哲学家写诗赞颂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认为，这些法国哲学家们本该如此。 但自从工厂烟囱里排放的浓烟密布英国的天空，欧洲知识分子们便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问题-他们似乎正在主宰 世界，却不知为何。 欧洲的革命家、反革命分子、浪漫派和现实主义者都在思索西方为何主宰世界，思索得如痴如狂，产生了千奇百怪的预言和理论。关于这一问 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作者将其分别命名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无须赘述，并非每种想法都能恰巧归入某一阵营，但这一分 类方式的确有助于聚焦问题。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到 底是什么，以及它何时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他们中有些人强调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或者自然资源，其他人则指向一些 无形的因素，诸如文化、政治或宗教。那些重视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长期”看得极为漫长，他们中有些人上溯15 000年至冰河时期末期，有些 甚至上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而那些强调文化因素的人则把“长期”看得稍微短些，仅上溯1 000年至中世纪，或者上溯 2 500年至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和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生活的时代。 但是有一点，那些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是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不管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长驱直入攻进上海，还是10年后美国人迫使日 本开放口岸，在冥冥之中，这些都是在几千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中就早已注定的。一个持“长期注定”理论的人会说，以艾伯特亲王在北京和京巴 狗洛蒂在巴尔莫勒尔堡这两个反差鲜明的场景作为本书的开头，作者是个十足的傻瓜。维多利亚女王是稳操胜券的，这一结果无法避免。这在无数 世代以前就注定了。 粗略算来，在1750年至1950年之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理论都是 “长期注定”论的变体。其中家喻户晓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 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自从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大多数欧洲人首先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寻根溯源至《新约》。但在解释西方缘何主宰的问题 上，一些18世纪的知识分子则另辟蹊径，重新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 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 的独特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也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 敌。由此，许多欧洲人得出结论，他们攻城略地，包举宇内，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痛苦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尽管历尽波折，最后往往接受了这一论调。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叩关东 京湾的20年内，日本兴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一批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着作被译成日文，倡导民主改革、发展实业、解放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