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建文化所摈弃或冷落。墨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从科学家、贤者退化到游 侠以致鬼怪妖仙。科学家及科学著作被忽视,无人问津。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对一千多种植物、数百种动物和矿物进行了分类和性状描述,比西方“分类学之 父”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二百年,内容也更翔实。然而,这部科学巨著献给朝 廷却遭到了冷落,明神宗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便束之高阁。这类可悲的现 象在中国文化史屡见不鲜。除与国家功利直接相关的科技门类如天文历算、工程 技术外,其他科技学科只能在草野民间自生自灭,这些实际上已潜伏着中国近代 落后于西方的命运。 六、整体直觉 (一)内涵:素朴的整体观念,注重直觉体悟的所谓方式 中国文化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却缺乏对这一个 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是含糊的、不完备的 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如传统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是各部分器官有机联系起来的一 个整体,并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从 整体出发看待人体内脏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种系统观点。中医学的天人相应理 论、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都是从系统观点来研究人体和疾 病,充满了辩证法 (二)表现 1思维方式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由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 织的差异,作为“科学型”的希腊文化,其思维方式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和斗 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肉体与灵魂、本质和现 象、内容与形式,都是彼此对立、不相融合的。而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 其思维方式则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这与“大一统”的 格局有关,也与中国政治系统和思想系统的髙度统一有关。所谓“内圣外王”, 政权、文权、神权的一体化,促成人们形成一体化观念。在天与地、理与气、心 与物、体与用、文与质诸范畴的两两关系上,中国哲人虽然也讲对立面的斗争 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强为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 和谐。“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二这为一体)、“知行合一”(将思想认识与生 活行动打成一片,“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情景合一”(将创作者的主观情绪 与描写客体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都带有笼统、直观把握 事物的无限涵容性色彩,均属素朴的整体观念。 2以伦理学的“所当然”取代哲学的“所以然”,忽视理论体系的建立。中 国人的思维传统,或诉诸经验理性,满足于从生活事实中寻求证据,习惯于“设 象喻理”,而忽视深刻的理论探讨;或者追求内心的冥证以“自省”、“自讼”式 的内求功夫作为判断手段,思孟学派将此发展到极致。这种认识路径后来被宋代 理学家引入顿悟的门栏。古希腊哲人那种力图建造严密公理化系统的努力,在中 国各学派里很少得见。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多以“语录体”出现。《论语》、《孟 子》等先秦子书,二程的《遗书》、《粹言》,朱熹的《语类》等,多是片金断玉 的辍合。这类著作构成中国文化典籍的主体,表明中国学者大都不以构筑论理性 的体系为职志,而专事记载偶感所得和片段考査的结论。 3.重顿悟,轻实证,重质轻量。中国人轻视严密的逻辑推导和实证,满足于 对善恶奷的顿悟式裁决。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注重质的判断,而忽视量的精密考查。 中国古代数学虽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中国人极少把数学转化成为思维手段7 被封建文化所摈弃或冷落。墨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从科学家、贤者退化到游 侠以致鬼怪妖仙。科学家及科学著作被忽视，无人问津。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对一千多种植物、数百种动物和矿物进行了分类和性状描述，比西方“分类学之 父”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二百年，内容也更翔实。然而，这部科学巨著献给朝 廷却遭到了冷落，明神宗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便束之高阁。这类可悲的现 象在中国文化史屡见不鲜。除与国家功利直接相关的科技门类如天文历算、工程 技术外，其他科技学科只能在草野民间自生自灭，这些实际上已潜伏着中国近代 落后于西方的命运。 六、整体直觉 （一）内涵：素朴的整体观念，注重直觉体悟的所谓方式 中国文化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却缺乏对这一个 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是含糊的、不完备的， 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如传统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是各部分器官有机联系起来的一 个整体，并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从 整体出发看待人体内脏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种系统观点。中医学的天人相应理 论、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都是从系统观点来研究人体和疾 病，充满了辩证法。 （二）表现 1.思维方式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由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 织的差异，作为“科学型”的希腊文化，其思维方式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和斗 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肉体与灵魂、本质和现 象、内容与形式，都是彼此对立、不相融合的。而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 其思维方式则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这与“大一统”的 格局有关，也与中国政治系统和思想系统的高度统一有关。所谓“内圣外王”， 政权、文权、神权的一体化，促成人们形成一体化观念。在天与地、理与气、心 与物、体与用、文与质诸范畴的两两 关系上，中国哲人虽然也讲对立面的斗争， 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强为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 和谐。“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二这为一体）、“知行合一”（将思想认识与生 活行动打成一片，“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情景合一”（将创作者的主观情绪 与描写客体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都带有笼统、直观把握 事物的无限涵容性色彩，均属素朴的整体观念。 2.以伦理学的“所当然”取代哲学的“所以然”，忽视理论体系的建立。中 国人的思维传统，或诉诸经验理性，满足于从生活事实中寻求证据，习惯于“设 象喻理”，而忽视深刻的理论探讨；或者追求内心的冥证以“自省”、“自讼”式 的内求功夫作为判断手段，思孟学派将此发展到极致。这种认识路径后来被宋代 理学家引入顿悟的门栏。古希腊哲人那种力图建造严密公理化系统的努力，在中 国各学派里很少得见。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多以“语录体”出现。《论语》、《孟 子》等先秦子书，二程的《遗书》、《粹言》，朱熹的《语类》等，多是片金断玉 的辍合。这类著作构成中国文化典籍的主体，表明中国学者大都不以构筑论理性 的体系为职志，而专事记载偶感所得和片段考查的结论。 3.重顿悟，轻实证，重质轻量。中国人轻视严密的逻辑推导和实证，满足于 对善恶奸的顿悟式裁决。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注重质的判断，而忽视量的精密考查。 中国古代数学虽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中国人极少把数学转化成为思维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