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 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 孔子,亲删《诗》者也。而七十子之徒,亲受《诗》于孔子而学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国大夫,与孔子删《诗》之 时,不甚先后,而闻且见之者也。以至韩婴,汉儒之能为《诗》者也。今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诗》,列国盟会 聘享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事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赋 之传之者乎?既引之,既赋之,既传之,又觉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诗》,取断章 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 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而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 且固哉?汉儒说《诗》据《小序》,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考亭儒者,虚而慎,宁无其人,无其事,而不敢 传疑,故尽废《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间指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滞者、近痴者、近疏者、近累 者、近肤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为《诗》尽于吾之注,即考亭自为说《诗》,恐亦不尽于考亭之注也。凡以 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若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 者也。故古之制礼者从极不肖立想,而贤者听之。解经者从极愚立想,而明者听之。今以其立想之处,遂认为究极 之地,可乎?国家立《诗》于学官,以考亭注为主,其亦日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尔 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览之,意有所得,间拈数语,大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醒其 痴,补其疏,省其累,奥其肤,径其迂。业已刻之吴兴。再取披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觉有异于前者。 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诗》者也,难予日:“过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日:“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 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 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说《诗》者散 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钟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从《诗经》解释学的角度,提岀了诗为活物的全新命题 他认为,《诗》是一种流动的,非僵止的活物。从亲自删《诗》的孔子,到汉朝硏究《诗》的专家韩婴,其间包 括亲耳聆听孔子授《诗》的七十二位学生,以及同他们时代相差不远,把赋《诗》作为外交辞令的各国使臣,他们 对《诗》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有的甚至可以说同《诗》的原义完全不相符合,何况时代更晚的读者,理解的差 异自然就更加明显了。尽管如此,他们各自的理解又似乎皆可以成立。这除了诗歌意蕴丰富,其旨归难以为读者所 穷尽的原因外,钟惺认为还同诗歌可以"断章取义ˉ的形式特点有关,使读者在鉴赏、引用诗歌的时候,拥有较多自 由,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感受、品味它的内容,结果各自领略到的诗歌意蕴也不尽相同。这是引起读者对诗歌产生不 同感受的客观原因(作品本身所致)。既然作品本身提供给读者以多种理解的客观依据,那么,各个读者所感知的 或即是作品内容的一部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蕴义不断地重新发现,其累积的结果,遂使原作的内容越来越清 晰。《诗》所以被称为"经",就在于它具有这种"活"的特性,能够永远被作出新的解释。 另一方面,诗之为“活物虽然是诗本身的一种客观属性,而活的实现,则离不开鉴赏者主观条件的变化。钟惺从 自己前后读《诗》而体会不同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诗论》说,他先前对《诗》是这样一种感受和理解,后来 读《诗》又产生了“有异于前者"的新的体会,而且肯定将来还会有异于当前。钟惺将其原因归结为读者内在条件的 变化,即所谓趨以境生,情由日徙之所致。钟惺由自己的阅读经历而想到,个人尚且如此,不同时代的读者、读 者与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理解发生分歧就更是在所难免了,而固执于读者的理解不能与作者的命意相异,或以为唯有 自己所说为是,诗意已被自己穷尽的看法,都不过是舟守株"之见 然而,尽管钟惺充分肯定了诗歌ˆ活ˆ的特性,高度重视读者在鉴赏过程中的再创造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 定作品作为一种客体还有其自身一定的内在规定性。他指出,《诗》是有它本事本文本义的,因此后人虽然对作 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归根结蒂还要受到作品原质的一定制约,说明读者理解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无限的。显 然,从作品方面着眼,承认诗是“活物,并不是完全排除作品的原义对读者的规定性,不过是把刻板的、单一的定 向变成了灵活的、多维的启导 钟惺诗为"活物说,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系辞上》)、“《诗》无达 诂(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第五")一脉的解释、鉴赏批评理论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反映了晚明心学思 潮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包含在这一命题中的重视读者主动性和再创造能力的认识,与现代文学理论重视读者的意见 已经比较接近。这些都说明,钟惺《诗论》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富有意义的论文 ●关闭窗口《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 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 孔子，亲删《诗》者也。而七十子之徒，亲受《诗》于孔子而学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国大夫，与孔子删《诗》之 时，不甚先后，而闻且见之者也。以至韩婴，汉儒之能为《诗》者也。今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诗》，列国盟会 聘享之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事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赋 之传之者乎？既引之，既赋之，既传之，又觉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诗》，取断章 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说《诗》者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 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然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而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 且固哉？汉儒说《诗》据《小序》，每一诗必欲指一人一事实之。考亭儒者，虚而慎，宁无其人，无其事，而不敢 传疑，故尽废《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间指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滞者、近痴者、近疏者、近累 者、近肤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为《诗》尽于吾之注，即考亭自为说《诗》，恐亦不尽于考亭之注也。凡以 为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若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 者也。故古之制礼者从极不肖立想，而贤者听之。解经者从极愚立想，而明者听之。今以其立想之处，遂认为究极 之地，可乎？国家立《诗》于学官，以考亭注为主，其亦曰有进于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尔。 予家世受《诗》。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览之，意有所得，间拈数语，大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醒其 痴，补其疏，省其累，奥其肤，径其迂。业已刻之吴兴。再取披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觉有异于前者。 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诗》者也，难予曰：“过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 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盖《诗》之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 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说《诗》者散 为万，而《诗》之体自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钟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从《诗经》解释学的角度，提出了诗为“活物”的全新命题。 他认为，《诗》是一种流动的，非僵止的“活物”。从亲自删《诗》的孔子，到汉朝研究《诗》的专家韩婴，其间包 括亲耳聆听孔子授《诗》的七十二位学生，以及同他们时代相差不远，把赋《诗》作为外交辞令的各国使臣，他们 对《诗》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有的甚至可以说同《诗》的原义完全不相符合，何况时代更晚的读者，理解的差 异自然就更加明显了。尽管如此，他们各自的理解又似乎皆可以成立。这除了诗歌意蕴丰富，其旨归难以为读者所 穷尽的原因外，钟惺认为还同诗歌可以“断章取义”的形式特点有关，使读者在鉴赏、引用诗歌的时候，拥有较多自 由，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感受、品味它的内容，结果各自领略到的诗歌意蕴也不尽相同。这是引起读者对诗歌产生不 同感受的客观原因（作品本身所致）。既然作品本身提供给读者以多种理解的客观依据，那么，各个读者所感知的 或即是作品内容的一部分；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蕴义不断地重新发现，其累积的结果，遂使原作的内容越来越清 晰。《诗》所以被称为“经”，就在于它具有这种“活”的特性，能够永远被作出新的解释。 另一方面，诗之为“活物”虽然是诗本身的一种客观属性，而“活”的实现，则离不开鉴赏者主观条件的变化。钟惺从 自己前后读《诗》而体会不同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诗论》说，他先前对《诗》是这样一种感受和理解，后来 读《诗》又产生了“有异于前者”的新的体会，而且肯定将来还会有异于当前。钟惺将其原因归结为读者内在条件的 变化，即所谓“趣以境生，情由日徙”之所致。钟惺由自己的阅读经历而想到，个人尚且如此，不同时代的读者、读 者与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理解发生分歧就更是在所难免了，而固执于读者的理解不能与作者的命意相异，或以为唯有 自己所说为是，诗意已被自己穷尽的看法，都不过是“刻舟守株”之见。 然而，尽管钟惺充分肯定了诗歌“活”的特性，高度重视读者在鉴赏过程中的再创造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 定作品作为一种客体还有其自身一定的内在规定性。他指出，《诗》是有它“本事本文本义”的，因此后人虽然对作 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归根结蒂还要受到作品原质的一定制约，说明读者理解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无限的。显 然，从作品方面着眼，承认诗是“活物”，并不是完全排除作品的原义对读者的规定性，不过是把刻板的、单一的定 向变成了灵活的、多维的启导。 钟惺诗为“活物”说，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周易·系辞上》）、“《诗》无达 诂”（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第五”）一脉的解释、鉴赏批评理论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反映了晚明心学思 潮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包含在这一命题中的重视读者主动性和再创造能力的认识，与现代文学理论重视读者的意见 已经比较接近。这些都说明，钟惺《诗论》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富有意义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