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钱谦益将这一点视为古人"创作的指要"。无论是文学的源,抑或后来屡变屡迁的支流旁川,凡在文学历史的 长河中有成就、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莫不印证着这种创作道理 以深情为内蕴,是对诗歌创作的共同要求,至于诗歌作品的具体语言风貌,则姿态各异,不必强求-致。评价前 人作品,对待自己创作,皆当抱着这样的态度。钱谦益在文中反复强调"《风》《骚》之义",肯定情深而雅,同时 又认为,求豉乎古人”,就诗歌的言辞、手法而言,丽、崎奇呵以各擅其专,“迫风以入丽,沿波而得奇。以此推 理,丽"、崎奇”之外其他的风致当然也可以求得各自的发展 《虞山诗约》选虞山(今江苏常熟)诗人的作品,带有扩大一方之诗派影响的用意,后来王应奎编纂《海虞诗 苑》,即是对该派(文学史上称之为"虞山诗派”)的总结。身为该派的领袖,钱谦益并未陶醉于诗派的存在和发 更未因此而盛气凌人,而这些是明代文学派别首领常常沾染的习气。他鼓励诗人在坚持正途的前提下,不拘一 格发展自己的个性,反对以一径一隅自律律人。在这篇序的未段,他声明《虞山诗约》之问世,并非要求人们以 吾邑之诗为职志",“胥天下而奉要约焉。明代诗派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所造成的流弊太严重,对明代诗歌历史 有深刻认识的钱谦益作如是表态,正显示出批评家扭转风气自我做起的气度 马雪航诗序 〔清〕黄宗羲 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 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 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 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未矣。故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 夫性岂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镜为喻1:百色妖露,镜体澄然,其澄然不动者为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 人应物处事,如此则安,不如此则不安,若是乎有物于中,此安不安之处,乃是性也。镜是无情之物,不可为喻。 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参差,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于人,夫人与万物并立于天地,亦与 万物各受一性,如姜桂之性辛,稼穑之性甘,鸟之性飞,兽之性走,或寒或热,或有毒无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 及于本草者也。故万物有万性,类同则性同。人之性则为不忍,亦犹万物所赋之专一也。物尚不与物同,而况同人 于物乎?程子言"性即理也"2,差为近之。然当其澄然在中,满腔子皆恻隐之心,无有条理可见,感之而为四端 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为道也3,宁可竟指道为性乎?晦翁以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4,而理亦赋焉,亦是兼人 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则为触为啮5,为蠢为婪6,万有不齐,亦可谓之道乎?故自性说不明,后之为诗者, 不过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间,皆恻隐之流动 也,而况于所自作之诗乎! 秣陵马雪航介余族象一请序其诗7,余读之,清裁骏发,牍映篇流,不为雅而为风。余从象一得其为人,以心之安 不安者定其出处,其得于性情者深矣。如是则宋景濂之五美8,又何必拘拘而拟之也。 黄宗羲的诗论与他的文论相比,表面上更带有一种唯情论的倾向。与他把散文的"原本"直接归之于经术有所不同, 他认为诗歌的原本"是诗人骚动不宁的心灵。因此他坚持维护诗道性情的命题。但是,他的诗论在当时的作用主 要不在于重倡性情,而在于筛选、规范性情。 他首先把性情区分为情至之情与不及情之情两类(见《黄孚先诗序》)。前者具有正的价值,为他肯定;后者 只具有负的价值,为他否定。“不及情之情不仅是指一些不够高尚的俗凊,如陷于纷华污惑″(《景州诗集序》) 和追求“富贵福泽”(《钱退山诗文序》)的世情俗态,更是指置国破家亡于脑后,丐贷权势、投机取利的卑污心 迹。黄宗羲坚决主张把这些只具有负的价值的"性情剔除掉,以捍卫诗歌的纯洁性。 对于具有正的价值的晴情至之情他也并不一概而论。他认为情至之情ˆ之价值有大小之分,依其价值,他把这种情 区别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虽然他肯定从这两种不同价值的"性情ˆ流岀的诗歌都会有好作品,但是,只有 当人们把自己“一时之性情升华为万古之性情"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最佳之诗人。 黄宗羲关于诗下过一个重要的定义:·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陆俟诗序》)"吾之精 神意志"、“天地万物和二者互相"联属"是构成他理想的诗歌三个必需条件。幽人离妇、羁臣孤客的个人咏叹往往出 于他们一人-时、一偏一曲之情,虽然这种情也是深挚真诚的,但是尚未能与"众情ˆ融为-体,所谓深·情以拒众 情”(《朱人远墓志铭》),因此并不符合黄宗羲对诗歌的最髙奇望。而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的"学道君子”(同 上)已经从个人私情得到升华,他们蕴结的感情往往超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悲天悯人,鸣天下之不平,这种 把个人之情与天下之情合而为一的万古之性情”,具有普遍和恒久的意义,怀着这般性情的诗人创作的诗歌也就有 了更高的价值 黄宗羲上述主张是明末凊初不断高扬的理性精神在诗歌理论中的反映。他催唤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这 在当时剧烈的社会动乱之际富有积极的意义,即便时过境迁,它对诗人仍然可以起到策励的作用。在诗歌个性化问起。钱谦益将这一点视为“古人”创作的“指要”。无论是文学的源，抑或后来屡变屡迁的支流旁川，凡在文学历史的 长河中有成就、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莫不印证着这种创作道理。 以“深情”为内蕴，是对诗歌创作的共同要求，至于诗歌作品的具体语言风貌，则姿态各异，不必强求一致。评价前 人作品，对待自己创作，皆当抱着这样的态度。钱谦益在文中反复强调“《风》《骚》之义”，肯定情深而雅，同时 又认为，“求跂乎古人”，就诗歌的言辞、手法而言，“丽”、“奇”可以各擅其专，“追风以入丽，沿波而得奇”。以此推 理，“丽”、“奇”之外其他的风致当然也可以求得各自的发展。 《虞山诗约》选虞山（今江苏常熟）诗人的作品，带有扩大一方之诗派影响的用意，后来王应奎编纂《海虞诗 苑》，即是对该派（文学史上称之为“虞山诗派”）的总结。身为该派的领袖，钱谦益并未陶醉于诗派的存在和发 展，更未因此而盛气凌人，而这些是明代文学派别首领常常沾染的习气。他鼓励诗人在坚持正途的前提下，不拘一 格发展自己的个性，反对以一径一隅自律律人。在这篇序的末段，他声明《虞山诗约》之问世，并非要求人们“以 吾邑之诗为职志”，“胥天下而奉要约焉”。明代诗派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所造成的流弊太严重，对明代诗歌历史 有深刻认识的钱谦益作如是表态，正显示出批评家扭转风气自我做起的气度。 马雪航诗序 〔清〕 黄宗羲 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 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 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 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故言诗者不可以不知性。 夫性岂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镜为喻1： 百色妖露，镜体澄然，其澄然不动者为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 人应物处事，如此则安，不如此则不安，若是乎有物于中，此安不安之处，乃是性也。镜是无情之物，不可为喻。 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参差，则恶亦不可不谓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于人，夫人与万物并立于天地，亦与 万物各受一性，如姜桂之性辛，稼穑之性甘，鸟之性飞，兽之性走，或寒或热，或有毒无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 及于本草者也。故万物有万性，类同则性同。人之性则为不忍，亦犹万物所赋之专一也。物尚不与物同，而况同人 于物乎？程子言“性即理也”2，差为近之。然当其澄然在中，满腔子皆恻隐之心，无有条理可见，感之而为四端， 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为道”也3，宁可竟指道为性乎？晦翁以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4，而理亦赋焉，亦是兼人 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则为触为啮5，为蠢为婪6，万有不齐，亦可谓之道乎？故自性说不明，后之为诗者， 不过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间，皆恻隐之流动 也，而况于所自作之诗乎！ 秣陵马雪航介余族象一请序其诗7，余读之，清裁骏发，牍映篇流，不为雅而为风。余从象一得其为人，以心之安 不安者定其出处，其得于性情者深矣。如是则宋景濂之五美8，又何必拘拘而拟之也。 黄宗羲的诗论与他的文论相比，表面上更带有一种唯情论的倾向。与他把散文的“原本”直接归之于经术有所不同， 他认为诗歌的“原本”是诗人骚动不宁的心灵。因此他坚持维护“诗道性情”的命题。但是，他的诗论在当时的作用主 要不在于重倡性情，而在于筛选、规范性情。 他首先把性情区分为“情至之情”与“不及情之情”两类（见《黄孚先诗序》）。前者具有正的价值，为他肯定；后者 只具有负的价值，为他否定。“不及情之情”不仅是指一些不够高尚的俗情，如陷于“纷华污惑”（《景州诗集序》） 和追求“富贵福泽”（《钱退山诗文序》）的世情俗态，更是指置国破家亡于脑后，丐贷权势、投机取利的卑污心 迹。黄宗羲坚决主张把这些只具有负的价值的“性情”剔除掉，以捍卫诗歌的纯洁性。 对于具有正的价值的“情至之情”他也并不一概而论。他认为“情至之情”之价值有大小之分，依其价值，他把这种情 区别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虽然他肯定从这两种不同价值的“性情”流出的诗歌都会有好作品，但是，只有 当人们把自己“一时之性情”升华为“万古之性情”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最佳之诗人。 黄宗羲关于诗下过一个重要的定义：“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陆俟诗序》）“吾之精 神意志”、“天地万物”和二者互相“联属”是构成他理想的诗歌三个必需条件。幽人离妇、羁臣孤客的个人咏叹往往出 于他们一人一时、一偏一曲之情，虽然这种情也是深挚真诚的，但是尚未能与“众情”融为一体，所谓“深一情以拒众 情”（《朱人远墓志铭》），因此并不符合黄宗羲对诗歌的最高寄望。而“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的“学道君子”（同 上）已经从个人私情得到升华，他们蕴结的感情往往超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悲天悯人，鸣天下之不平，这种 把个人之情与天下之情合而为一的“万古之性情”，具有普遍和恒久的意义，怀着这般性情的诗人创作的诗歌也就有 了更高的价值。 黄宗羲上述主张是明末清初不断高扬的理性精神在诗歌理论中的反映。他催唤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这 在当时剧烈的社会动乱之际富有积极的意义，即便时过境迁，它对诗人仍然可以起到策励的作用。在诗歌个性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