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权威人格导论 这是一本有关社会歧视的书。关于此主题,目前已有广泛的论述,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仅仅 添加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而已。它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一一权力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类型的兴起。这种类型的人和 以往的类型的人相比,它似乎把思想和技术——属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一一与非理性 或反理性的信念相结合。这种人既理智( enlightened)又迷信,既以作为一个个体主义者而 自豪,又总是害怕与他人不一样;既羡慕人格的独立,又盲目地服从强权。这种包含多种冲突 倾向于一体的性格结构已经引起了当代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注意。这本书运用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项研究具有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本书的作者们都不相信存在一种达到教 育的捷径,通过此捷径,可以免除冗长曲折且费力的研究和理论分析。他们也不认为诸如少数 人群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更具体地说,即宗教仇恨和种族仇视问题,仅仅通过对容忍的 宣传或对谬识和谎言进行略感歉意的反驳就能成功地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理论活动和实际应 用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作者们都深信不疑,通过对具有深厚历史意义 的社会现象进行真诚且系统的科学阐述,能够直接改善这种仇恨得以产生的文化氛围。 我们不应该把作者们的信心当作一种乐观的幻想而置之不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有为数颇多的例子说明,集体错觉不是大力度的宣传所能治愈的,而是由于学者们一如既 往地默默硏究这种错觉所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才得以治愈的。他们的智力贡献在社会整体发展的 框架之内发生作用,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在此我想引用两个例子以兹说明。众所周知,在17-18世纪,随着人类受现代科学结果 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巫术的迷信信仰随之消声匿迹。其中,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一派的哲学家向人们表明,他们以前所接受的信仰,如精神能够总是作用于身体,是 种幻觉,之后的自然科学家把他们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应用到实际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旦这种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教条被消除,对魔力的信仰的基础亦不复存在。 另有一个较近的例子,我们只需想一下弗洛伊德的工作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它的重要性, 首先不在于由于弗的新发现而使心理学的研究和知识得以丰富,而是在于大约50年来,知识 界尤其教育界逐渐认识到把对儿童的压抑(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和社会对童年及成人生 活的心理动力机制的忽视联系起来。发生在儿童早期的事件对其成年后的幸福和工作潜力极端 重要一一这一经由科学获得的经验一旦渗入普遍的社会意识,便引发了一场父母和孩子之间关 系的革命,而这在百年之前是被认为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目前的工作要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依赖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位置。其最终目标 是要在研究领域中开启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能够产生直接而实际的效果。它试图发展和促 进对社会心理因素的理解,这些因素或者使得权力型人格具有替代个人主义和民主型人格的可 能威胁(后者曾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人类的半个文明中风靡一时),或者使这一威胁受到抑 制。对这一“人类学意义上的”的新型人格及其成长条件进行循序渐进的分析,必然伴随着不 断增加的科学上的分化:这种分析将使真正的教育上的反攻逐渐成为可能 本文原名1 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H]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 219-2321 32.2 权威人格导论* 这是一本有关社会歧视的书。关于此主题，目前已有广泛的论述，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仅仅 添加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而已。它的中心议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权力型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类型的兴起。这种类型的人和 以往的类型的人相比，它似乎把思想和技术——属于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与非理性 或反理性的信念相结合。这种人既理智（enlightened）又迷信，既以作为一个个体主义者而 自豪，又总是害怕与他人不一样；既羡慕人格的独立，又盲目地服从强权。这种包含多种冲突 倾向于一体的性格结构已经引起了当代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注意。这本书运用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项研究具有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本书的作者们都不相信存在一种达到教 育的捷径，通过此捷径，可以免除冗长曲折且费力的研究和理论分析。他们也不认为诸如少数 人群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更具体地说，即宗教仇恨和种族仇视问题，仅仅通过对容忍的 宣传或对谬识和谎言进行略感歉意的反驳就能成功地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理论活动和实际应 用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作者们都深信不疑，通过对具有深厚历史意义 的社会现象进行真诚且系统的科学阐述，能够直接改善这种仇恨得以产生的文化氛围。 我们不应该把作者们的信心当作一种乐观的幻想而置之不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有为数颇多的例子说明，集体错觉不是大力度的宣传所能治愈的，而是由于学者们一如既 往地默默研究这种错觉所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才得以治愈的。他们的智力贡献在社会整体发展的 框架之内发生作用，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在此我想引用两个例子以兹说明。众所周知，在 17－18 世纪，随着人类受现代科学结果 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巫术的迷信信仰随之消声匿迹。其中，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这一派的哲学家向人们表明，他们以前所接受的信仰，如精神能够总是作用于身体，是一 种幻觉，之后的自然科学家把他们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应用到实际层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一旦这种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教条被消除，对魔力的信仰的基础亦不复存在。 另有一个较近的例子，我们只需想一下弗洛伊德的工作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它的重要性， 首先不在于由于弗的新发现而使心理学的研究和知识得以丰富，而是在于大约 50 年来，知识 界尤其教育界逐渐认识到把对儿童的压抑（无论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和社会对童年及成人生 活的心理动力机制的忽视联系起来。发生在儿童早期的事件对其成年后的幸福和工作潜力极端 重要——这一经由科学获得的经验一旦渗入普遍的社会意识，便引发了一场父母和孩子之间关 系的革命，而这在百年之前是被认为不可能的。 我们希望，目前的工作要在科学和文化相互依赖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个位置。其最终目标 是要在研究领域中开启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能够产生直接而实际的效果。它试图发展和促 进对社会心理因素的理解，这些因素或者使得权力型人格具有替代个人主义和民主型人格的可 能威胁（后者曾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人类的半个文明中风靡一时），或者使这一威胁受到抑 制。对这一“人类学意义上的”的新型人格及其成长条件进行循序渐进的分析，必然伴随着不 断增加的科学上的分化；这种分析将使真正的教育上的反攻逐渐成为可能。 * 本文原名”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选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and Douglas MacKay Kellner 编的 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pp.21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