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之”,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 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 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 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 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作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 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道路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在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以城市为中 心。毛泽东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 根据地的。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毛泽东看到了广泛发展的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 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 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 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 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 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 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 《调査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 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 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 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 1929年内连续写来了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之”，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 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 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 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 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作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 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道路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在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以城市为中 心。毛泽东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 根据地的。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毛泽东看到了广泛发展的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 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 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 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 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 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 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 《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 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 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李立三 “ 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 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 1929年内连续写来了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