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土地革命战争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 第一节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 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 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 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 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周文雍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 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他们或者 因为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而趋向消沉:或者因为国民党还打着孙中山的旗帜而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 潮。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 绝命书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 上,敌人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但他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 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而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 怀在革命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 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 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 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和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 告。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批评大 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 斗争的需要。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决定调派最积 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 题。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次 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 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 注意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 的倾向。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 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第三单元土地革命战争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 第一节 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 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 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 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 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周文雍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 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他们或者 因为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而趋向消沉；或者因为国民党还打着孙中山的旗帜而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 潮。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 绝命书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临难时被绑在木十字架 上，敌人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但他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 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而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 怀在革命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 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革命进入低潮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反抗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 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 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和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 告。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批评大 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 斗争的需要。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决定调派最积 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 题。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次 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 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 注意和纠正“左”的错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 的倾向。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 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 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立山、恽代英、彭湃参加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 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 部队占领了南昌城。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 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 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口西进,10月初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终于失败。保 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 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周恩来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 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而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出现这种 错误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只有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 的力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这种错误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难以完全避免的。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祟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师,下辖三个团。起义计划的要点是:由各团分路出发,同当地农民暴动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 内应,一举夺取长沙。起义于9月9日发动,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很快遭受严重挫折。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 县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力主放弃攻打长沙,决定向南转移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找落脚点。从 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 编:将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部队内部实行民 主管理。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初,前 委在江西宁冈县古城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 佐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之后,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开始了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了 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1927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广州市内兵力空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 和叶挺、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 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 埃政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粵军主力尚未开到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却 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严厉批评。结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 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人员到广西参加左、右江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利用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 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 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立山、恽代英、彭湃参加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 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 部队占领了南昌城。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 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 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军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口西进，10月初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终于失败。保 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 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周恩来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 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而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出现这种 错误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只有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 的力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这种错误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难以完全避免的。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 师，下辖三个团。起义计划的要点是：由各团分路出发，同当地农民暴动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 内应，一举夺取长沙。起义于9月9日发动，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很快遭受严重挫折。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 县文家市召开会议。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力主放弃攻打长沙，决定向南转移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找落脚点。从 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 编：将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部队内部实行民 主管理。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初，前 委在江西宁冈县古城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 佐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的问题。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之后，于10月27日抵达茨坪，11月初到达茅坪，开始了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了 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1927年11月，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广州市内兵力空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 和叶挺、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 武装，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苏维 埃政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尚未开到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却 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严厉批评。结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 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人员到广西参加左、右江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起义军利用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 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 失败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渭华等地 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但也并不表明 革命形势在高涨。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 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 、“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指定出推动中国 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 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 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 命军,开展游击战争。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 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接受从斯大林到罗米那兹的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 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 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 计划,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指责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领导者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给周恩来、谭 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 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 本停止。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 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是出于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害怕重 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也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错误的岀现负有重要责任,他 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 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 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8年2月奠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的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 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 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和两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毛泽东、朱德把红 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 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 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渭华等地 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但也并不表明 革命形势在高涨。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去，特别是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 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 基础。 2、“左”倾盲动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在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指定出推动中国 革命走向复兴的策略。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中共中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 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一方面正确地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 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 命军，开展游击战争。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 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接受从斯大林到罗米那兹的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 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认 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 计划，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指责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领导者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给周恩来、谭 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 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 本停止。 这次“左”倾盲动错误，发生于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 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是出于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同时害怕重 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也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错误的出现负有重要责任，他 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 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 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8年2月奠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的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 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 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和两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毛泽东、朱德把红 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 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 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 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抽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 月,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 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 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处理军队 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初对于上井冈山,党内有非议: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 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 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以回答。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 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 装割据的思想。(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 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大革命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三)中 国革命形势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 续发展。(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有了这些条件,红色政权就能够存 在和发展。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既能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能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在农村发 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就全党来说,这是还没有解 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党为复兴革命运动艰苦斗争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 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1、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 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 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 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的任务。这个判断解答了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 形势和任务,大会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 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产生了深远的积 极作用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 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抽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 月，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 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 赔。后来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处理军队 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当初对于上井冈山，党内有非议；跟随上井冈山的人，也有对 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持怀疑态度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 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以回答。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 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 装割据的思想。（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 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大革命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三）中 国革命形势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 续发展。（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有了这些条件，红色政权就能够存 在和发展。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既能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能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在农村发 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就全党来说，这是还没有解 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党为复兴革命运动艰苦斗争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 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7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1、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 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 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 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的任务。这个判断解答了党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中国革命的 形势和任务，大会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 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产生了深远的积 极作用
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 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没有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三是认为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估计不足。四是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 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 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2、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 指导地方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 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党员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和 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的发 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一是1928年济南慘案后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二是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取得胜利或部分 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三是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 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 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 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 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 江和琼崖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8年12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以6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 发动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 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向赣西南出击,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 根据地。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下了井冈山,起初的处境非常困难。2月10日,在赣南瑞金大柏地一战,一举歼灭追尾之敌大部,改变 了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得知井冈山己被敌人占领,原定计划无法实现后,3月20日,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 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瑞金、龙岩、长汀等15县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 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仼政府主席。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仼总指 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 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 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没有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三是认为革命浪潮会很快到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 估计不足。四是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 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 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 2、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派出巡视员到各地，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 指导地方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 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党员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和 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一是1928年济南惨案后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二是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取得胜利或部分 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三是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 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 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 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 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 江和琼崖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8年12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以6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 发动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4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 冈山，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向赣西南出击，以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的办法打破敌军的“会剿”，保卫和发展 根据地。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下了井冈山，起初的处境非常困难。2月10日，在赣南瑞金大柏地一战，一举歼灭追尾之敌大部，改变 了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得知井冈山已被敌人占领，原定计划无法实现后，3月20日，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 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到1930年春，包括兴国、瑞金、龙岩、长汀等15县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 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担任政府主席。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 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 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 会关系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 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根据地由三块根据地组成:一块是黄(安)麻(城)起义后在1928年创建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商(城)南起义后在 1929年秋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六(安)霍(丘)起义后在1930年1月创建的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同年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 政府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己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 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 命最早是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的。1927年11月通过《土地没收案》,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的80% 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结果树敌过多,最终孤立了自己。井冈山根据地的 土地革命从1928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6月以后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 l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 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闽西根据地于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根据地于1930年上半年 全面开展分田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 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各阶 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 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苫地不整理。”国民党有时也讲“耕者有其田”,但没有真正实行。只有坚决 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 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 展了土地革命。 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但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 民的条件下,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不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中央,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的一般原理出发,反复强调用发展工人党员的办法保持中国党的先进性。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 性地解决的。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 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 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由于 认识上的严重分歧,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仅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改选掉了他的前委书记。8月 下旬,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到达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全面情况。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 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 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 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并利用他在当地的社 会关系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 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根据地由三块根据地组成：一块是黄（安）麻（城）起义后在1928年创建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商（城）南起义后在 1929年秋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六（安）霍（丘）起义后在1930年1月创建的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组成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同年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 政府。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已成 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土地革 命最早是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起来的。1927年11月通过《土地没收案》，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的80%， 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结果树敌过多，最终孤立了自己。井冈山根据地的 土地革命从1928年春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6月以后全面展开，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 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闽西根据地于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根据地于1930年上半年， 全面开展分田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 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各阶 级及其政治代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解决办法是不同的。蒋介石曾说：“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 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国民党有时也讲“耕者有其田”，但没有真正实行。只有坚决 地制定和执行革命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努力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 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得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得以坚持和发展，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地开 展了土地革命。 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但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 民的条件下，这又是马克思主义不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中共中央，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的一般原理出发，反复强调用发展工人党员的办法保持中国党的先进性。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 性地解决的。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 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 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曾力图加以纠正，但由于 认识上的严重分歧，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仅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改选掉了他的前委书记。8月 下旬，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到达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全面情况。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 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 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 国。”指示信分析红军党内的状况，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减少农民意识”；对于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
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之”,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 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 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 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 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作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 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道路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在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以城市为中 心。毛泽东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 根据地的。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毛泽东看到了广泛发展的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 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 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 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 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 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 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 《调査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 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 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 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 1929年内连续写来了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
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肃清之”，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 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 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 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 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 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所作的努力，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 建设的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并对以后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上半年，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道路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在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中国革命应该以城市为中 心。毛泽东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 根据地的。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实践中，毛泽东看到了广泛发展的农村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年1月，他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指出：那 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 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 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 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 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 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 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 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走 这条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 《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 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 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 生。”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 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4、李立三 “ 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和纠正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1929年3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 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 1929年内连续写来了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
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 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 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因周恩来去苏联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政治局常 委、宣传部部长)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 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冒险错误,即史称的“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错 误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党己经不需要逐步 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而只要暴动,甚至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 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第三,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与 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 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 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下旬,红三军团乘敌防守空虚一度攻占长沙。李 立三确信他的主张和计划是正确的。8月初,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 计划,并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党的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 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而其急剧发展,也超出共产国际 所能允许的范围。9月24日至28日,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等对 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 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了中央领导岗 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5、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 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 大规模的“围剿”。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和红军党组织: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 攻。从此,红军战争开始进入以运动战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围剿”的新阶段。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秋,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 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于1930年12月、1931年5月和9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 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 地。受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 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 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我们必须如 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 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因周恩来去苏联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政治局常 委、宣传部部长）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 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冒险错误，即史称的“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错 误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党已经不需要逐步 积聚和准备革命力量，而只要暴动，甚至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 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第三，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与 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 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 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下旬，红三军团乘敌防守空虚一度攻占长沙。李 立三确信他的主张和计划是正确的。8月初，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 计划，并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党的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等城 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而其急剧发展，也超出共产国际 所能允许的范围。9月24日至28日，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等对 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白区同苏区的斗争，要互 相联系，为在苏区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接着便离开了中央领导岗 位。这样，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5、红军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 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 大规模的“围剿”。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和红军党组织：目前党的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 攻。从此，红军战争开始进入以运动战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围剿”的新阶段。 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冬到1931秋，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 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于1930年12月、1931年5月和9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 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 地。受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 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 的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同时也使红军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 定,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实行 外线进攻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等四次战役,歼敌约6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 即宣告流产。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在贺龙、邓中夏等领导下,也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红三军发展到 1.5万人,湘鄂西根据地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期间,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尽管“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 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 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敌正规军20万余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人,农村 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出席代表610名。大 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令》、《劳动法》法律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 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会通过的法律文件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 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节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九一八事变。在短短 的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沦为日本的占领地。这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结果。日本对 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兴起,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 正常。但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 会召开。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 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反对国民党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 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 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 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 定，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实行 外线进攻作战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黄安等四次战役，歼敌约6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 即宣告流产。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从1930年冬到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在贺龙、邓中夏等领导下，也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红三军发展到 1.5万人，湘鄂西根据地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一期间，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尽管“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 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 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敌正规军20万余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人，农村 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出席代表610名。大 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令》、《劳动法》法律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 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会通过的法律文件正确地肯定了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问题和土地、劳动、税收等 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对于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节 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九一八事变。在短短 的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沦为日本的占领地。这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结果。日本对 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兴起，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出现了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不曾有过的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 1、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 正常。但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 会召开。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 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反对国民党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 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是，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 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 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参加了会议。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 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
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是以王明 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为什么在上次“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八七会 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 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 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 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 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 中央根据地的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 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 的方针 2、党的抗日主张和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加 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 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汤原等近10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 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初,日本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月1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 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 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 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 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 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 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 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 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 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中旬收复察哈尔全部失地。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 织,以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8月5日,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 交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共产党员吉鸿昌(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万余人转战于热 河、长城一线。10月中旬,该部在北京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而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
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是以王明 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开端。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为什么在上次“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之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八七会 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 仍然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就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使 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而共产国际直接的、强加于人的、不正确的干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 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 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 中央根据地的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 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 的方针。 2、党的抗日主张和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加 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 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汤原等近10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 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初，日本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月17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 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 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 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 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 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 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 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 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 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中旬收复察哈尔全部失地。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 织，以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8月5日，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 交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共产党员吉鸿昌（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万余人转战于热 河、长城一线。10月中旬，该部在北京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而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