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 第一节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号召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 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它之所以会在20年代中 期爆发,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缘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进 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 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 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 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 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 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中共三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另一种方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 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8月,中共中央的 一些领导人在杭州开会,马林提出了这个建议,开始时遭到多数人反对,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 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党的三大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正确地 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 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 阔的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的历史功绩 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 身利益,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 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 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 子
第二章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 第一节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相号召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 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它之所以会在20年代中 期爆发，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缘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进 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 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 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 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 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 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 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一、中共三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另一种方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 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并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8月，中共中央的 一些领导人在杭州开会，马林提出了这个建议，开始时遭到多数人反对，最后接受了这个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 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党的三大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正确地 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 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 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 阔的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的历史功绩。 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 身利益，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大会对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 阶级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计，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 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 子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 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瞿秋白汪精卫翻译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 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 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共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 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 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 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促进国民党发生了新变化。改组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和海外存在,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 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空前的大发展。周恩来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 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 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 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 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 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国共合作下,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 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皑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 长)出仼军校政治部主任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 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 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 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 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 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瞿秋白汪精卫翻译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 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 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 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共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委 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 东。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 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 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促进国民党发生了新变化。改组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和海外存在，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 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空前的大发展。周恩来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 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 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 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 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 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国共合作下，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 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皑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 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 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 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 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日益明显,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由于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国民党右 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但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 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 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民主革命的内 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 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 点提出来了。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 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四大选出 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 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 命风暴就要来临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率领工人要求复工和 发工资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伤者10余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 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 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 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 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10多万有组织的 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这次罢工运动是全国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大革命高潮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 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1万,比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边 远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正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的“当他们要争取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 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日益明显，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由于孙中山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国民党右 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但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 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 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民主革命的内 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建 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 点提出来了。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 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四大选出 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 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 命风暴就要来临。 三、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率领工人要求复工和 发工资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伤者10余人。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 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 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 国各地约有1700 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 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10多万有组织的 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这次罢工运动是全国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大革命高潮 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 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1万，比运动前增加了10倍，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边 远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五卅运动使党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这就是：无产阶级是反帝斗争的中坚。为了反对共同的敌 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正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 关于《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的“当他们要争取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 阶级携手”；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时，“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在东江的陈炯 明部。在广东革命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的桂军。他们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暗地 里却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相勾结,伺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此外还有,还有港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和地主买办武装广州商团,都对广 东革命政府构成威胁。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必须首先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建立统一的革命根据地。 镇压广州商团叛乱,是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斗争。广州商团是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 地主陈恭受为首的买办地主武装。它拥有10个团,多达4000余人,蓄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8月初,孙中山下令扣留了商团非法 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并下令通缉陈廉伯。10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的有力配合下,平息了商 团叛乱。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部,之后又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部的叛乱,消除了广东革命政 府的隐患。 平定叛乱之后,为了适应孙中山逝世后的新形势,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改组。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 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 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此前后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 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五、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 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蒋介石势力的增强,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在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同国 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右派展 开积极斗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联共中央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通 过解释说明国共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为了统一认识,明确以后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 议。会议决定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 是到处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 恽代英、萧楚女等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思想的 恶劣影响。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 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受到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 效”,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 派占很大优势。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 子分别给予警告或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失误之处是没有触动新右派,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 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在北伐战争的前夜,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 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
国共合作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盘踞在东江的陈炯 明部。在广东革命政府内部，还有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杨希闵的桂军。他们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暗地 里却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相勾结，伺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此外还有，还有港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和地主买办武装广州商团，都对广 东革命政府构成威胁。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必须首先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势力，建立统一的革命根据地。 镇压广州商团叛乱，是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政府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斗争。广州商团是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 地主陈恭受为首的买办地主武装。它拥有10个团，多达4000余人，蓄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8月初，孙中山下令扣留了商团非法 偷运到广州的枪械，并下令通缉陈廉伯。10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在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的有力配合下，平息了商 团叛乱。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部，之后又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部的叛乱，消除了广东革命政 府的隐患。 平定叛乱之后，为了适应孙中山逝世后的新形势，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改组。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 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 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此前后，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 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五、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 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蒋介石势力的增强，就是这一分化的标志。在国共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同国 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中共广东区委强调，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国民党右派展 开积极斗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联共中央关于避免加剧同国民党关系的指示精神，认为应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通 过解释说明国共联盟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为了统一认识，明确以后斗争方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 议。会议决定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 是到处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 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 恽代英、萧楚女等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和原则，大大缩小了这种思想的 恶劣影响。1925年11月，谢持、邹鲁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 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受到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地方组织的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连续发表通告，“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 效”，西山会议派由此而声名狼藉。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 派占很大优势。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 子分别给予警告或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失误之处是没有触动新右派，蒋介石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并 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而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为其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更为严重的是，在北伐战争的前夜，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 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
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 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 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都辞去职务。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其中原因:第 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 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尽管党的四大己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 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精辟地分析了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 度”,但是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 分坚持参加革命的,同时也要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更不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 亡”。第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联合进攻下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 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限于孤立以至于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陈独秀 等人也持这种意见,使其在党内占了上风。第三,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骨子里是反共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他在 表面上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直至整理党务案后,他仍说:“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 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 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 第二节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正式提出北伐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开始进行,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2月,中 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 干”,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 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 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主力,争取孙传芳、张 作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张作霖部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进入湖北境内。吴佩孚急调 主力南下,双方在汀(ting)泗桥、贺胜桥一带展开激战。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击退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占 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第四 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8月底,两湖战场的重大胜利使孙传芳改变中立态度,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担负监视 孙部任务的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使蒋介石亲自 指挥的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第四、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消灭了孙传芳
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 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 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都辞去职务。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其中原因：第 一，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 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尽管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民族 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精辟地分析了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 度”，但是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 分坚持参加革命的，同时也要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更不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 亡”。第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联合进攻下力量不足，唯恐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会导 致国共关系的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限于孤立以至于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使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得到缓和。陈独秀 等人也持这种意见，使其在党内占了上风。第三，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他骨子里是反共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他在 表面上表示赞成联俄容共，目的是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直至整理党务案后，他仍说：“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 反对，并且很赞成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的分析 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 第二节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早在1925年9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正式提出北伐计划，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开始进行，并拟定了军事部署。1926年2月，中 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 干”，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 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 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主力，争取孙传芳、张 作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张作霖部。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进入湖北境内。吴佩孚急调 主力南下，双方在汀（ting）泗桥、贺胜桥一带展开激战。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击退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占 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第四 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8月底，两湖战场的重大胜利使孙传芳改变中立态度，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担负监视 孙部任务的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使蒋介石亲自 指挥的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第四、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消灭了孙传芳
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局根本改观。原来留在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 州。此后,奉系、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又组织“安国军”,在长江两岸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北伐军随制定了夺取浙、沪,会师南京 的计划。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从江西向安徽进军,于3月 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在北方,1926年4月至8月,国民军坚持了四个月的南口保卫战,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吴佩 孚主力,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9月17日,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集合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 革命。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相继选派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李 大钊还为其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10月初,国民军联军挥师南下,11月击退直系军阀刘振华部,解除了长达八 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为国民军联军固甘入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 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创造了条件。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己定,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 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 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 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 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 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 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1927年 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 倒。农村的大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 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澎湃、方志敏、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4 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为全国培养了800名农运骨干。 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挥湖北及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 近200万,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尤其迅速。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长沙、武 汉、九江等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都取得胜利。蓬勃开展的群众性反帝斗争,推动武汉国民政府在1927年2月收回了汉口、九江 的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926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1日和3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 起义成功后,北伐军开入上海。3月22日,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19人的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 这个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 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大胆的尝试。正如中共中央指 出的: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 压迫阶级摧毁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局根本改观。原来留在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 州。此后，奉系、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又组织“安国军”，在长江两岸与国民革命军对抗。北伐军随制定了夺取浙、沪，会师南京 的计划。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进入杭州，下旬平定浙江全省。与此同时，程潜率江右军、李宗仁率江左军从江西向安徽进军，于3月 下旬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在北方，1926年4月至8月，国民军坚持了四个月的南口保卫战，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吴佩 孚主力，对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9月17日，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集合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 革命。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中央相继选派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李 大钊还为其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10月初，国民军联军挥师南下，11月击退直系军阀刘振华部，解除了长达八 个月之久的西安之围。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向联冯反奉，为国民军联军固甘入陕，东出潼关，与国民革 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创造了条件。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 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 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 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 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 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 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1927年 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 倒。农村的大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 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澎湃、方志敏、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4 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为全国培养了800名农运骨干。 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挥湖北及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12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 近200万，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尤其迅速。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长沙、武 汉、九江等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罢工，大都取得胜利。蓬勃开展的群众性反帝斗争，推动武汉国民政府在1927年2月收回了汉口、九江 的英租界。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1926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1日和3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 起义成功后，北伐军开入上海。3月22日，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19人的上海市民政府，其中有罗亦农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 这个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 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大胆的尝试。正如中共中央指 出的：上海工人“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 压迫阶级摧毁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 索。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 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 党员占8.72%,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 用。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 育工作。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拥有冲锋陷阵的 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通过先后三次修订党的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 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 益明显。生动丰富的大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鲜问题提到 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无产阶级该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 权?早期的共产党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特点,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 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 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做了近一步的探讨。毛泽东在1925年冬 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与18世纪19世纪中期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不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以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由此可见,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 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己经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主力、革命前途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 来。这就为后来党明确提出新年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前提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展开讨论。四大明确提 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陈独秀 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 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 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地力量”: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 国主义者和军阀乘虚而入了”。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遺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 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 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我们一方面要确立自己在工农大众中的独立影响和势 力,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左派结成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 论述说明,再试试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在民主革命中,如何认识和处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人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 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1925年
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富有成效的探 索。主要特点是：第一，重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党员人数增长了几十倍。1927年4月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 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女 党员占8.72%，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大批党员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发挥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积极作 用。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不断建立和发展，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第二，开始关注党的思想建设和对党员的教 育工作。通过开办党校等多种渠道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一批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拥有冲锋陷阵的 优秀干部。第三，初步建立了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通过先后三次修订党的章程，使各种规章制度不断趋于规范，为进一步搞好 党的各方面建设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 益明显。生动丰富的大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鲜问题提到 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同盟者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无产阶级该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 权？早期的共产党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特点，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 义。1923年5月，蔡和森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 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做了近一步的探讨。毛泽东在1925年冬 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与18世纪19世纪中期欧美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不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以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由此可见，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 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主力、革命前途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 来。这就为后来党明确提出新年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前提。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党人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展开讨论。四大明确提 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问题，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途径还缺乏认识。陈独秀 在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 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因而，“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 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地力量”；而资产阶级“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帝 国主义者和军阀乘虚而入了”。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 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1926年7月，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 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我们一方面要确立自己在工农大众中的独立影响和势 力，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左派结成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 论述说明，再试试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在民主革命中，如何认识和处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人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党的一大认为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二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三大在一定程 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1925年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 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 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有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 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 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 下,既要积极联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 盾。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 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 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 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可靠得住的同盟军 第四,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当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 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 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6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 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一文中,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 中的重要性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国民革命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如此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 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 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 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来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 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第三节大革命的失败 、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 速膨 胀。美、日、英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 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 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 次讲演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 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 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于蒋介石在北伐中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但是对于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 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和警惕,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犯了严重的退让妥协错误:
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 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 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有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 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 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 下，既要积极联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 盾。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四大之前，党已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 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 主革命胜利的保证。五卅运动后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痛苦经验，更证明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 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可靠得住的同盟军。 第四，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对作为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武装斗争问题，这时当在认识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前，共产党人批评 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民众运动，但自己往往专做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 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以促进其分化，使一部分人倾向革命。1926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 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就打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一文中，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国民革命 中的重要性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出国民革命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如此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 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资产阶级 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 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国共 产党的许多重要成员分别在各自的探索中提出来的，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 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第三节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 胀。美、日、英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促使革命阵营早日分裂。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 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 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的一 次讲演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员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 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 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于蒋介石在北伐中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但是对于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 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和警惕，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上犯了严重的退让妥协错误：
第一,推动蒋汪合作。1926年10月以后,广东内外恢复党权、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鲍罗廷、维经斯基和陈独秀都认为蒋汪 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由汪精卫负责国民党和政府工作、蒋介石负责军队。主张蒋汪合作既是害怕反蒋会动摇北伐大 局,也是以汪精卫来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 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 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 第二,拒绝参加政府。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形成了群众团体联合掌握县政权的局面,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 步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 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 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革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民族的资本主义建设是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 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 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而“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第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浦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 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 派人帮助工作。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可干涉 到军事行政上的事”。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 第四,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 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 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惧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 党关系之主要原因”。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会议把挽救危 机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和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要求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 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 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 方面给正在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 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如何生存并坚持 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 主观因素 、大革命的失败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底,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到达上海,一到上海变通帝国主义分子、江浙大资产阶级和上海帮会头子举行会谈,策划反 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祟禧、李济深,以及右派政客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使 用暴力手段“清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谋叛案”,为发动政变制造舆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 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
第一，推动蒋汪合作。1926年10月以后，广东内外恢复党权、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鲍罗廷、维经斯基和陈独秀都认为蒋汪 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径，由汪精卫负责国民党和政府工作、蒋介石负责军队。主张蒋汪合作既是害怕反蒋会动摇北伐大 局，也是以汪精卫来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左派核心，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 在动摇彷徨之中。共产党本来应当积极壮大自己的力量，坚决同右派斗争，以此来鼓舞并团结左派分子克服他们的动摇。然而，共产 党自己对右派不断迁就退让，却指望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 第二，拒绝参加政府。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形成了群众团体联合掌握县政权的局面，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 步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做法，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 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采取在野党地位的政策，一方面，与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 参加政府看成是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全党特别是陈独秀对如何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革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1926年7月，中央执委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民族的资本主义建设是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9 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认为，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 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而“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 第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北伐开始前，黄浦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湖 南、湖北和江西的广大工人农民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大量枪支弹药，迫切要求用来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的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 派人帮助工作。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可干涉 到军事行政上的事”。因此，党在北伐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 装。 第四，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 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 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惧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 党关系之主要原因”。报告提出挽救危机的七项措施的中心思想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会议把挽救危 机的立足点不是放在尽力巩固和加强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要求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 派势力的反动倾向作斗争。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了有害的幻想，似乎已经磨刀霍霍的蒋介石还 可能回心转意，由右向左；似乎软弱动摇、投机性很大的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另一 方面给正在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压制了群众运动。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 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如何生存并坚持 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使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步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 主观因素。 二、大革命的失败 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3月底，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到达上海，一到上海变通帝国主义分子、江浙大资产阶级和上海帮会头子举行会谈，策划反 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及右派政客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使 用暴力手段“清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谋叛案”，为发动政变制造舆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 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此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100多人,其中共 产党员约600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在北京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 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蒋介石的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 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缉拿惩治。武汉、长沙、西安召开群众反帝讨蒋大会。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为“推翻新军阀蒋介 石”而斗争。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地区、特别是广东,重建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 2、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全国代表大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 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政府控制着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10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 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 激烈争论。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山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 立足未稳,迅速东征讨蒋。鲍罗廷主张武汉国民政府与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 地,然后再回头东征讨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即第 次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5月中下旬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6月1日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 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由于反动势力的包围和封锁,商业停滞,工厂企业纷纷倒闭,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飞 涨,货币贬值,财政亏空严重,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反动军官乘机捣乱。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 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令和法令。一位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说:“武汉越来越 像南京了。”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 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 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它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 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以后导致了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 行动。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唐等人抱有很大的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 的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大会提出了“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 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问题,大会谈也没谈,而认为只要依靠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 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大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任何办法 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方向,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也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3、大革命的失败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 森占领宜昌,强令解散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发表反共、讨伐武汉通电。移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于5月3日通电联蒋反共 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汉附近的纸坊镇,被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
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100多人，其中共 产党员约600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在北京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 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蒋介石的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七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 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缉拿惩治。武汉、长沙、西安召开群众反帝讨蒋大会。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为“推翻新军阀蒋介 石”而斗争。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地区、特别是广东，重建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 2、武汉政局和党的第五次全国全国代表大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 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武汉政府控制着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10万人。它不仅财政困难，且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 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 激烈争论。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山从上海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 立足未稳，迅速东征讨蒋。鲍罗廷主张武汉国民政府与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 地，然后再回头东征讨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即第二 次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5月中下旬同奉军主力血战于豫南，6月1日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 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由于反动势力的包围和封锁，商业停滞，工厂企业纷纷倒闭，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物价飞 涨，货币贬值，财政亏空严重，工人店员大量失业，反动军官乘机捣乱。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 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另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令和法令。一位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说：“武汉越来越 像南京了。”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 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 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它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 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以后导致了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 行动。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唐等人抱有很大的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 的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大会提出了“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 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对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问题，大会谈也没谈，而认为只要依靠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 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大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可是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任何办法， 并且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方向，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也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3、大革命的失败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 森占领宜昌，强令解散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发表反共、讨伐武汉通电。移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于5月3日通电联蒋反共， 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汉附近的纸坊镇，被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击退。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直逼汉阳的杨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