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不足道的事情”(对《起草新法典的训示》的补充,1769年,第535条)。有了警察, 人们就生活在一个无限的监督世界里了。这种监督在理想上力求把握社会机体的最基本粒 子、最短暂的现象:“治安长官的部门是最重要的。它所包容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确定的, 但人们只能通过一种相当细致的考察才能认识它们”( Delamare,前言):政治权力微分。 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 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 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干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 大的等级网络。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这个网络应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长,20名视 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这种不 停的观察应该汇集成一系列的报告和记录。在整个18世纪,一个庞大的治安本文( police text)借助于一种复杂的记录组织愈益覆盖了整个社会(关于18世纪的警方记录,见 Cassaigne)。与司法书写或行政书写的方法不同,在这里记录的是行为、态度、可能性、 疑点一一是对个人行为的持续描述。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种警察监督完全“控制在国王手中”,但它不是按照单一的方向 运作。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接收体系。它在操作司法机制时必须符合国王的直接意愿,但是 它也能对下面的请求做出反应。著名的“密札”,即盖有国王私玺的命令,长期以来是专制 王权的象微,使拘禁在政治上名声扫地。但实际上,密札是应名门显贵、宗教首领、地方要 人、亲朋邻里和教区牧师的要求而发出的。密札的功能是用禁闭来惩罚一系列不够刑罚的行 为,如骚扰、煽动、不服从、品行不端。这些东西都是勒杜想从他所设计的完美城市中排除 的。他称之为“对无人监督的破坏”。总之,18世纪的警察给自己的角色一一追捕罪犯的 司法助手,对阴谋、反抗运动或造反进行政治监视的工具——一增添了一种规训功能。这是一 种复杂的功能,因为它把君主的绝对权力与散布在社会里的最下层权力联系起来,因为在这 些各不相同的封闭的规训体制(工厂、军队、学校)之间,它扩展出一个中间网络,在它们 不能干预的地方它进行干预,对无纪律空间加以规训。它填补空白,把这些空隙联结起来 凭借武装力量来维持一种间隙纪律( interstitial discipline)和一种元纪律( meta-discipline 入“借助一支高明的警察队伍,君主就能使民众习惯于秩序与服从”。 18世纪警察机构的建立,鼓励了纪律的推广,使之具有与国家本身相同的范围。虽然 它是以最公开的方式与超越常规司法运作的各种王权活动相联系,但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警察 当局对司法权力的重新安置只是表现了轻微的抗拒,为什么至今它从未停止以日益沉重的压 力把自己的特权强加于司法权力之上。无疑,这是由于它是司法系统的世俗臂膀。但这也是 由于根据它的范围和机制,它远比司法体制更能与一种规训类型的社会合而为一。但是,若 以为规训功能被一种国家机构一劳永逸地占有了,那就错了 “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 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 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它可以被各种机构或体制接过来使用,如“专门”机构(19 世纪的罪犯教养院或“改造所”),或者是把它作为达到某种特殊目的的基本手段的机构(学 校、医院),或者是发现可以用它来加强或改组自己内部权力机制的旧权威机构(有时间的 话,我们应该论述家庭内部关系,尤其在父母-子女单位中,是如何吸收了自古典时代以来 的外界模式而被“规训"的。它们首先吸收的是教育和军队模式,然后吸收了医学、精神病学 和心理学模式。这就使得家庭成为考虑正常与不正常的规训问题的一个最佳起点),或者是 把纪律作为内部运作原则的机构(自拿破仑时代起,行政机构开始实行纪律),或者是以确 保纪律对整个社会的统治为主要职能的国家机构(警察)。 因此,从总体上,人们可以说一个规训社会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 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其原因不“微不足道的事情”（对《起草新法典的训示》的补充，1769 年，第 535 条）。有了警察， 人们就生活在一个无限的监督世界里了。这种监督在理想上力求把握社会机体的最基本粒 子、最短暂的现象：“治安长官的部门是最重要的。它所包容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确定的， 但人们只能通过一种相当细致的考察才能认识它们”（Delamare，前言）：政治权力微分。 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 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 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干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 大的等级网络。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这个网络应包括 48 名警察分局局长，20 名视 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这种不 停的观察应该汇集成一系列的报告和记录。在整个 18 世纪，一个庞大的治安本文（police text）借助于一种复杂的记录组织愈益覆盖了整个社会（关于 18 世纪的警方记录，见 Chassaigne）。与司法书写或行政书写的方法不同，在这里记录的是行为、态度、可能性、 疑点——是对个人行为的持续描述。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种警察监督完全“控制在国王手中”，但它不是按照单一的方向 运作。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接收体系。它在操作司法机制时必须符合国王的直接意愿，但是 它也能对下面的请求做出反应。著名的“密札”，即盖有国王私玺的命令，长期以来是专制 王权的象微，使拘禁在政治上名声扫地。但实际上，密札是应名门显贵、宗教首领、地方要 人、亲朋邻里和教区牧师的要求而发出的。密札的功能是用禁闭来惩罚一系列不够刑罚的行 为，如骚扰、煽动、不服从、品行不端。这些东西都是勒杜想从他所设计的完美城市中排除 的。他称之为“对无人监督的破坏”。总之， 18 世纪的警察给自己的角色——追捕罪犯的 司法助手，对阴谋、反抗运动或造反进行政治监视的工具——增添了一种规训功能。这是一 种复杂的功能，因为它把君主的绝对权力与散布在社会里的最下层权力联系起来，因为在这 些各不相同的封闭的规训体制（工厂、军队、学校）之间，它扩展出一个中间网络，在它们 不能干预的地方它进行干预，对无纪律空间加以规训。它填补空白，把这些空隙联结起来， 凭借武装力量来维持一种间隙纪律（interstitial discipline）和一种元纪律（meta-discipline 入“借助一支高明的警察队伍，君主就能使民众习惯于秩序与服从”。 18 世纪警察机构的建立，鼓励了纪律的推广，使之具有与国家本身相同的范围。虽然 它是以最公开的方式与超越常规司法运作的各种王权活动相联系，但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警察 当局对司法权力的重新安置只是表现了轻微的抗拒，为什么至今它从未停止以日益沉重的压 力把自己的特权强加于司法权力之上。无疑，这是由于它是司法系统的世俗臂膀。但这也是 由于根据它的范围和机制，它远比司法体制更能与一种规训类型的社会合而为一。但是，若 以为规训功能被一种国家机构一劳永逸地占有了，那就错了。 “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 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 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它可以被各种机构或体制接过来使用，如“专门”机构（19 世纪的罪犯教养院或“改造所”），或者是把它作为达到某种特殊目的的基本手段的机构（学 校、医院），或者是发现可以用它来加强或改组自己内部权力机制的旧权威机构（有时间的 话，我们应该论述家庭内部关系，尤其在父母-子女单位中，是如何吸收了自古典时代以来 的外界模式而被“规训”的。它们首先吸收的是教育和军队模式，然后吸收了医学、精神病学 和心理学模式。这就使得家庭成为考虑正常与不正常的规训问题的一个最佳起点），或者是 把纪律作为内部运作原则的机构（自拿破仑时代起，行政机构开始实行纪律），或者是以确 保纪律对整个社会的统治为主要职能的国家机构（警察）。 因此，从总体上，人们可以说一个规训社会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 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其原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