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决策，而行动者将做出规避决策者权力的决策。因而这一途径也可以说是以权力作为焦 点的。 四是工具选择途径(instrument-choice)。这种途径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一 一政策执行 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将一个或更多的政府的基本工具应用到政策问题上，这些基本工具被称 为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或policy tools)。不管我们是以“自上而下”设计的 方式，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更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来研究政策过程，给予政策决策的实质 或形式的过程总是包含者在可利用的政府工具箱中选择一种或几种工具。①这种途径处理为 什么政府从许多可供利用的工具中选择特定的工具，以及是否可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探明工 具选择的模式或风格等问题。 “执行运动”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们提出了各种的执行理论。较有影响的有如下七种：(1) 行动理论一一政策执行被视为对某项公共政策所要采取的广泛行动：(2)组织理论一一强调 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地位，认为只有了解组织是怎样工作的，才能理解所要执行的政策以及 它在执行中是如何被调整和塑造的：(3)因果理论一一将政策看作一种假设，将政策执行看 作是引导人们达到目的地的地图，关心政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4)管理理论一一强调政第 执行是一个管理过程：(5)交易理论一一认为政策执行是一个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过程：(6) 系统理论 一将政策执行理解为政策行动者与环境的相互作用：(7)演化理论 一主张在政 策执行中重新设计目标和修改方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西方的“执行运动”大大地拓展了早期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围，将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政 策执行这一环节或阶段纳入政策科学的视野：政策执行的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面 来探讨政策执行过程，并提出了种种的理论，尤其是力图系统地了解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各 项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造相关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式，这大大地丰富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容 执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力求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行政管理研究途径，它 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以机构（官修体制）为焦点转向以项目及其结果为焦点，即把项目而不 是机构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然而，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执行过程涉及的因素多而复杂，执行 实践千差万别而使执行研究显得十分困难，执行运动并没有形成成熟和得到公认的理论及范 式：并且，执行研究的倡导者们往往得出消极、悲观的结论，给人描绘出政策或项目很少能 起作用或取得预期目标的令人失望的图景。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政策科学和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政策分析与管理合 流的趋势以及（新）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学派的兴起，作为一种思潮或时髦的执 行运动便衰落了。尽管执行运动的理论遣产肯定留给了政策科学、公共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 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公共管理学者如凯特尔(Donald F.Kettl)声称公共管理“拒绝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执行研究”，并将此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特征。看来，公共管理途 径有着不同于执行研究的某些新的东西。 Christopher C.Hood The Tools of G L Chathar3 力的决策，而行动者将做出规避决策者权力的决策。因而这一途径也可以说是以权力作为焦 点的。 四是工具选择途径（instrument-choice）。这种途径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政策执行 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将一个或更多的政府的基本工具应用到政策问题上，这些基本工具被称 为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或 policy tools）。不管我们是以“自上而下”设计的 方式，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更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来研究政策过程，给予政策决策的实质 或形式的过程总是包含着在可利用的政府工具箱中选择一种或几种工具。①这种途径处理为 什么政府从许多可供利用的工具中选择特定的工具，以及是否可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探明工 具选择的模式或风格等问题。 “执行运动”的倡导者和追随者们提出了各种的执行理论。较有影响的有如下七种：（1） 行动理论——政策执行被视为对某项公共政策所要采取的广泛行动；（2）组织理论——强调 组织在政策执行中的地位，认为只有了解组织是怎样工作的，才能理解所要执行的政策以及 它在执行中是如何被调整和塑造的；（3）因果理论——将政策看作一种假设，将政策执行看 作是引导人们达到目的地的地图，关心政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4）管理理论——强调政策 执行是一个管理过程；（5）交易理论——认为政策执行是一个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过程；（6） 系统理论——将政策执行理解为政策行动者与环境的相互作用；（7）演化理论——主张在政 策执行中重新设计目标和修改方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西方的“执行运动”大大地拓展了早期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围，将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政 策执行这一环节或阶段纳入政策科学的视野；政策执行的学者们从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面 来探讨政策执行过程，并提出了种种的理论，尤其是力图系统地了解影响政策有效执行的各 项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构造相关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式，这大大地丰富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容。 执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力求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行政管理研究途径，它 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以机构（官僚体制）为焦点转向以项目及其结果为焦点，即把项目而不 是机构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然而，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执行过程涉及的因素多而复杂，执行 实践千差万别而使执行研究显得十分困难，执行运动并没有形成成熟和得到公认的理论及范 式；并且，执行研究的倡导者们往往得出消极、悲观的结论，给人描绘出政策或项目很少能 起作用或取得预期目标的令人失望的图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政策科学和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政策分析与管理合 流的趋势以及（新）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学派的兴起，作为一种思潮或时髦的执 行运动便衰落了。尽管执行运动的理论遣产肯定留给了政策科学、公共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 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公共管理学者如凯特尔（Donald F.Kettl）声称公共管理“拒绝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执行研究”，并将此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基本特征。②看来，公共管理途 径有着不同于执行研究的某些新的东西。 ① Christopher C.Hood,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Chatham: Chatham House, 1986; Stephen H.Linder and B.Guy Peters, “The Logic of Pubilic Policy Design: Linking Policy Actors and Plausible Instruments”, Knowledye in Society 4 (1991), pp.125-151 ② See Donald F. Kettl, Searching for Clues About Public Management: Slicing The Onion Different Way, In Barry Boreman (ed), Public Management: The State of the Ar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3,pp.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