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开创性著作则是《执行》这本书（该书后来成为政策执行领域的经典，是政策科学或政策 分析的学者和学生必读之书)。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的研究表明，奥克兰计划并不是按政 策制定者所设想的那样被执行的，它并没有取得预定的目标，问题就出在它被执行的方式 尤其是“联合行动”的困难上，他们的工作引发了政策执行的热潮，导致了70、80年年所 调的“执行运动”的兴起。 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原因。从理论上看】 在美国60年代末0年代初政策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政策科学研究的视野拓宽，要求 对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的各种因素和环节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过去人们偏重于政策制定或规 划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执行、评估和终结的研究，这制约着政策科学的发展，必须加以 纠正。从政策实践上看，60年代由约翰逊政府所发起的“伟大社会”改革的许多政策项目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好的或比较理想的 政策方案及项目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这促使人们去评估政策，并寻找政策执行方面的原 因。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作用下，政策执行在70年代初以后成为美国及西方政策科学 研究的一个焦点或热门话题。 西方的“执行运动”持续近20年，政策科学家们写下了大量的论著以及作了大量的实 证案例分析，提出了种种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模式或理论。纵观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 文献，西方学者们所提出的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自上而下”(top-bottom或top一down)途径，或称为“以政策为中心的途径”或 “政策制定者透视”途径。这种途径假定，政策是由上层规划或制定的，然后，它们被翻译 或具体化为各种指示，以便由下层的行政官员或职员执行。依照这种途径，政策过程被看作 是一种指挥链条，其中，政治领导人形成政策偏好，而这种偏好随行政层次的降低而不断被 具体化，为下层行政官员所执行。这种途径关注的焦点是政策制定者，要考察他们做什么以 及如何将政策付之于实践而生效。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的《执行》一书所采取的正是这种 途径。 二是“自下而上”(bottom-top或bottom-up)途径。与“自上而下”途径相反，“自下 而上”途径以组织中的个人（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动者）作为出发点，政策链条中的较 低及最低层次被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它强调政策或项目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参与执行项目的 行动者的承诺与技巧。这一途径以韦瑟利和利普斯基(R.Weatherley andM.Lipsky)的《基 层官僚与制度创新》一文为代表。 三是“政策/行动连续统"(ploicy/action continum)途径，该途径或多或少有作为“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综合的意味。按巴雷特和富奇(S,Barrett and.C Fudge 的说法，应该将执行“当作一种政策/行动的连续统”，在其中，在那些寻求将政策执行付之 于实践者与那些采取行动者之间随时发生相互作用和谈判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过 程既可以看作“自上而下”，也可以看作“自下而上”，政策制定者将作出限制其他行动者权 R.Weatherley and M.Lipsk Street Level Bur 2 2 的开创性著作则是《执行》这本书（该书后来成为政策执行领域的经典，是政策科学或政策 分析的学者和学生必读之书）。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的研究表明，奥克兰计划并不是按政 策制定者所设想的那样被执行的，它并没有取得预定的目标，问题就出在它被执行的方式上 尤其是“联合行动”的困难上，他们的工作引发了政策执行的热潮，导致了 70、80 年年所 谓的“执行运动”的兴起。 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原因。从理论上看， 在美国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政策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政策科学研究的视野拓宽，要求 对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的各种因素和环节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过去人们偏重于政策制定或规 划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执行、评估和终结的研究，这制约着政策科学的发展，必须加以 纠正。从政策实践上看，60 年代由约翰逊政府所发起的“伟大社会”改革的许多政策项目 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好的或比较理想的 政策方案及项目也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这促使人们去评估政策，并寻找政策执行方面的原 因。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作用下，政策执行在 70 年代初以后成为美国及西方政策科学 研究的一个焦点或热门话题。 西方的“执行运动”持续近 20 年，政策科学家们写下了大量的论著以及作了大量的实 证案例分析，提出了种种关于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模式或理论。纵观这一时期的执行研究 文献，西方学者们所提出的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自上而下”（top-bottom 或 top-down）途径，或称为“以政策为中心的途径”或 “政策制定者透视”途径。这种途径假定，政策是由上层规划或制定的，然后，它们被翻译 或具体化为各种指示，以便由下层的行政官员或职员执行。依照这种途径，政策过程被看作 是一种指挥链条，其中，政治领导人形成政策偏好，而这种偏好随行政层次的降低而不断被 具体化，为下层行政官员所执行。这种途径关注的焦点是政策制定者，要考察他们做什么以 及如何将政策付之于实践而生效。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的《执行》一书所采取的正是这种 途径。 二是“自下而上”（bottom-top 或 bottom-up）途径。与“自上而下”途径相反，“自下 而上”途径以组织中的个人（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动者）作为出发点，政策链条中的较 低及最低层次被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它强调政策或项目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参与执行项目的 行动者的承诺与技巧。这一途径以韦瑟利和利普斯基（R.Weatherley and M.Lipsky）的《基 层官僚与制度创新》一文为代表。① 三是“政策/行动连续统”（ploicy/action continum）途径，该途径或多或少有作为“自 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综合的意味。按巴雷特和富奇（S.Barrett and C.Fudge） 的说法，应该将执行“当作一种政策/行动的连续统”，在其中，在那些寻求将政策执行付之 于实践者与那些采取行动者之间随时发生相互作用和谈判的过程。②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过 程既可以看作“自上而下”，也可以看作“自下而上”，政策制定者将作出限制其他行动者权 ① R.Weatherley and M.Lipsky, Street Level Bureaucrat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mplementing Special Ediccation Reform,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Vol.47, No.2, May, 1975. ② S.Barrett and C.Fudye(eds.), Policy and Action, Methuen, Lodon, 1981.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