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方法来说,笔者首先是运用“民族志”( Ethnography)方法,亲临云南省卫生厅领 导的云南健康教育所负责的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进行实地观察与深度访 谈,在项目办主任王明医生的协助之下,与女同健康咨询热线电话的志愿者直接交流,并获得女 同热线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其次,根据2003年7月16日的第一份热线电话记录到本研究调查的 截止时段—2007年2月7日的全部通话文本,进行样本的内容分析,这是透过分类与统计来检视 研究对象,女同性恋议题的明示意涵可以在资料数据汇集中演绎出来,但这一方法只能说明表 象,却不能检视内容背后的深刻社会意涵,而且还忽略了女同性恋社群受到多重压制的痛苦体验 和丰富情感。所以,必须借助质的研究去揭示表象背后的热线电话与女同性恋社群生存的社会情 境,笔者再次对部分参与热线电话交流的女同性恋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并在昆明市区女同性恋聚 集的场所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深度访谈。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引发了研究者探讨“社会性别化的资讯科技”( Harding, 986)。如台湾学者方念萓与林鹤玲的综述性论文《本地历来传播硏究中性別研究分析》,就对 社会性别化科技的语境内妇女与电话的讨论有所论证与诠释(2004:749841)。再如美国批判 传播学者詹森( Sue Curry Jansen)也指出:“信息时代知识一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 面——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因为在西方语言和话语实践中,社会学和语言学建构的 科技’这一术语导致了这种沉默”,“西方科技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这些历史注重的是工业 和先进武器的铸造工具和技术,而不是分娩、烹饪或养育儿童的技能和策略。通常这些历史受到 未经推敲的带有大男子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假设的护佑。当技术史提及妇女的时候 技术史很少涉及妇女),她们通常被构想成科技的消费者,诸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和传真 机的使用者”( Jansen,2002:72)。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普遍认为:传播新技术在改变妇女的被动 性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起对身处边缘地位的妇女而言,从新技术受惠与获利的程度很 低,现实中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平等反而因此加剧。 台湾学者王雅各曾以“文化分析”的架构探讨包括妇女解放、黑人民权、同志平权、 反战、环境保护等的学生运动(Wang,1992:103-131),他也援用此范式理解台湾的同志现 象,从同志借助媒介报导、创办同志社团和个别同志现身三个方面,以“文化型貌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社会运动进程勾勒台湾同志平权运动( Tongzhi Equal rights Movement)的历程(王雅各,1999:247-251)。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秘书长赖钰 麟则以成立于1989年的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为案例,援引 Mcadam等学者强调的“政治 机会(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动员结构( mobilizing structures)和诠释过程( framing processes)”三个决定社会运动的要素分析台湾同志运动的机构化问题,作者的研究发现 台湾同志社群对于同志机构的参与,很重要的是透过消费同志商业机构——同志酒吧、三温暖、 书店、餐厅、网站等所提供的相关商品(赖钰麟,2003:79-114)。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运动与 台湾同志平权运动有共同之处,但因社会情境的差异,大陆女同运动也自有其特殊性。因中西方 社会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悬殊,笔者的研究并不援用西方女同性恋社会运动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 架,而是以本土的案例剖析来呈现东方中国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健康热线咨询电话的图景, 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亚洲中国的公共政策与女同性恋运动的本土经验与阐释。 三、热线电话的产生与通话内容的分析 作为毗邻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有73个国家级贫困县,其省会城市——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旅游城市(世居26 万方数据从研究方法来说，笔者首先是运用“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亲临云南省卫生厅领 导的云南健康教育所负责的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进行实地观察与深度访 谈，在项目办主任王明医生的协助之下，与女同健康咨询热线电话的志愿者直接交流，并获得女 同热线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其次，根据2003年7月16日的第一份热线电话记录到本研究调查的 截止时段——2007年2月7目的全部通话文本，进行样本的内容分析，这是透过分类与统计来检视 研究对象，女同性恋议题的明示意涵可以在资料数据汇集中演绎出来，但这一方法只能说明表 象，却不能检视内容背后的深刻社会意涵，而且还忽略了女同性恋社群受到多重压制的痛苦体验 和丰富情感。所以，必须借助质的研究去揭示表象背后的热线电话与女同性恋社群生存的社会情 境，笔者再次对部分参与热线电话交流的女同性恋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并在昆明市区女同性恋聚 集的场所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深度访谈。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引发了研究者探讨“社会性别化的资讯科技”(Harding， 1986)。如台湾学者方念萱与林鹤玲的综述性论文《本地历来传播研究中性别研究分析》，就对 社会性别化科技的语境内妇女与电话的讨论有所论证与诠释(2004：749—841)。再如美国批判 传播学者詹森(Sue Curry Jansen)也指出：“信息时代知识一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 面——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 “因为在西方语言和话语实践中，社会学和语言学建构的 ‘科技’这～术语导致了这种沉默”，“西方科技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这些历史注重的是工业 和先进武器的铸造工具和技术，而不是分娩、烹饪或养育儿童的技能和策略。‘通常这些历史受到 未经推敲的带有大男子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假设的护佑。当技术史提及妇女的时候 (技术史很少涉及妇女)，她们通常被构想成科技的消费者，诸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和传真 机的使用者”(Jansen，2002：72)。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普遍认为：传播新技术在改变妇女的被动 性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起对身处边缘地位的妇女而言，从新技术受惠与获利的程度很 低，现实中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平等反而因此加剧。 台湾学者王雅各曾以“文化分析”的架构探讨包括妇女解放、黑人民权、同志平权…、 反战、环境保护等的学生运动(Wang，1992：103—131)，他也援用此范式理解台湾的同志现 象，从同志借助媒介报导、创办同志社团和个别同志现身三个方面，以“文化型貌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社会运动进程勾勒台湾同志平权运动(Tongzhi Equal Rights Movement)的历程(王雅各，1999：247—251)。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秘书长赖钰 麟则以成立于1989年的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为案例，援引Mcadam等学者强调的“政治 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和诠释过程(framing processes)”三个决定社会运动的要素分析台湾同志运动的机构化问题，作者的研究发现—— 台湾同志社群对于同志机构的参与，很重要的是透过消费同志商业机构——同志酒吧、三温暖、 书店、餐厅、网站等所提供的相关商品(赖钰麟，2003：79—114)。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运动与 台湾同志平权运动有共同之处，但因社会情境的差异，大陆女同运动也自有其特殊性。因中西方 社会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悬殊，笔者的研究并不援用西方女同性恋社会运动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 架，而是以本土的案例剖析来呈现东方中国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健康热线咨询电话的图景， 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亚洲中国的公共政策与女同性恋运动的本土经验与阐释。 三、热线电话的产生与通话内容的分析 作为毗邻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有73个国家级贫困县，其省会城市——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旅游城市(世居26 132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