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的高校人文教育,迫切 需要一批用新思想、新观念撰写的文科教材,而学者们对新思想的领会和运用还需要一个过程,适应时代思潮的崭 新教材的编写,也非一蹴而就的事。于是在教育部统-部署酝酿编写新教材的同时,对建国前的一些思想较为进 步、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教材进行改写,以应教学之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在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改 写的教材。如陆侃如、冯沅君二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五十年代首先改写,重新出版。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 发展史》也多次改写出版。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是建国前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批评史专 著。建国后郭先生也对之进行多次改写。 郭绍虞先生对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在体例、篇目上略微作了一些调整,改动并不大, 1955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次修改,郭先生《后记》中解释说 郭绍虞先生50年代改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尤以自己马克思列宁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給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 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 的确,当时还没有出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艺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的成熟著作,更遑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 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郭先生虽然主观上追求进步,但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下两卷的写作,相隔十多年,的确需要在体例结构上作些调整。 50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想,经历1956年双百方针短暂的活跃,1957后陡然风起云涌,双反'运动、批评“厚古薄 今"、插红旗,拔白旗",一浪髙过一浪。许多学者受到批判,被拉下讲台,重新洗脑。建国后力求适应新思潮的著 作依然受到批判。人性论的文艺观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得到重新肯定,整个中国学术 界在进行一场洗心革面的斗争。一些学者在这场斗争中,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检讨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根源 努力调整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郭绍虞就是其中的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 郭绍虞第二次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先秦至晚唐部分)易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 索。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最早来源于苏联文艺界。聂多希文的《艺术概论》和凯明诺夫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美学的一些问题》等著作,都提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是贯穿人类文艺史的主要规 律,在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1956年苏联雅·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文,批评了现实主 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的说法,认为这是把哲学和美学理论中的斗争的规律性机械地搬用到艺术中来,这是不可容 许的"。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刘大杰首先在国内理论界向"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的论调发难,发表了《中国 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8等文章。而蔡仪的《谈现实主义》和茅 盾的《夜读偶记》[9,则重申了中国古代文学中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看法。茅盾的论断,具有绝对 的权威,加之他的《夜读偶记》后发行了5万5千册单行本,铺天盖地,顿时成为文学理论和硏究界关于现实主义 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不容置疑。所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被重新激活起来,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贯 彻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中去。北大中文系1958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依据“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 争”的主线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两册,也是以“现实主义与反 现实主义相斗争的主线来指导的。郭绍虞先生的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如此。郭先生在《绪论》 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 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 然后又机械地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它所 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 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郭绍虞先生先是拋弃 了原作中按照文学观念的演变为标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三阶段的分期法,重新“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 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 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八个时期,以便与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分期相吻合。 在具体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时,这部书对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文论家、学派及其观点,都简单机械地归为 四大类来予以论述:即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而且注意突出对立面的斗争 从列的标题“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ˆ、“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ˆ等,就可以看岀他所论 的重心不在文学自身,而是文学家思想的政治属性,具体论述更是如此。如魏晋南北朝一章,就完全围绕形式主 义与反形式主义之争来论述,“隋唐五代”一章则描写成为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像李白 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成了反形式主义的代表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的高校人文教育，迫切 需要一批用新思想、新观念撰写的文科教材，而学者们对新思想的领会和运用还需要一个过程，适应时代思潮的崭 新教材的编写，也非一蹴而就的事。于是在教育部统一部署酝酿编写新教材的同时，对建国前的一些思想较为进 步、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教材进行改写，以应教学之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在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改 写的教材。如陆侃如、冯沅君二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五十年代首先改写，重新出版。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 发展史》也多次改写出版。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是建国前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批评史专 著。建国后郭先生也对之进行多次改写。 郭绍虞先生对其《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在体例、篇目上略微作了一些调整，改动并不大， 1955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次修改，郭先生《后记》中解释说： 郭绍虞先生50年代改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尤以自己马克思列宁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 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6] 的确，当时还没有出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艺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的成熟著作，更遑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 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郭先生虽然主观上追求进步，但也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下两卷的写作，相隔十多年，的确需要在体例结构上作些调整。 50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想，经历1956年“双百”方针短暂的活跃，1957后陡然风起云涌，“双反”运动、批评“厚古薄 今”、“插红旗，拔白旗”，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学者受到批判，被拉下讲台，重新洗脑。建国后力求适应新思潮的著 作依然受到批判。人性论的文艺观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得到重新肯定，整个中国学术 界在进行一场洗心革面的斗争。一些学者在这场斗争中，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检讨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根源， 努力调整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郭绍虞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 郭绍虞第二次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先秦至晚唐部分）易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 索。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最早来源于苏联文艺界。聂多希文的《艺术概论》和凯明诺夫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美学的一些问题》等著作，都提出现实主义与 反现实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是贯穿人类文艺史的主要规 律，在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1956年苏联雅·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7]一文，批评了“现实主 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的说法，认为这是“把哲学和美学理论中的斗争的规律性机械地搬用到艺术中来，这是不可容 许的”。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刘大杰首先在国内理论界向“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对立”的论调发难，发表了《中国 古典文学与现实主义问题》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形成问题》[8]等文章。而蔡仪的《谈现实主义》和茅 盾的《夜读偶记》[9]，则重申了中国古代文学中贯穿着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看法。茅盾的论断，具有绝对 的权威，加之他的《夜读偶记》后发行了5万5千册单行本，铺天盖地，顿时成为文学理论和研究界关于现实主义 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不容置疑。所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被重新激活起来，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贯 彻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中去。北大中文系1958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依据“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 争”的主线来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两册，也是以“现实主义与反 现实主义相斗争的主线”来指导的。郭绍虞先生的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如此。郭先生在《绪论》 中说： 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 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 然后又机械地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它所 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 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郭绍虞先生先是抛弃 了原作中按照文学观念的演变为标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作的三阶段的分期法，重新“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 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 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八个时期，以便与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分期相吻合。 在具体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内容时，这部书对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的文论家、学派及其观点，都简单机械地归为 四大类来予以论述：即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而且注意突出对立面的斗争。 从列的标题“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等，就可以看出他所论 的重心不在文学自身，而是文学家思想的政治属性，具体论述更是如此。如“魏晋南北朝”一章，就完全围绕形式主 义与反形式主义之争来论述，“隋唐五代”一章则描写成为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像李白、 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都成了反形式主义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