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械地套用教条化的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做法,既违背了文学的学科特性,也不符 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事实,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是50年代未整个学术大 环境中的一例个案。其出现既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也与郭绍虞的思想追求有关。 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举国上下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热潮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无 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去追求进步,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知识分子也会以高涨的热情和勇气去奔走社会主义的 坦途。但是,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被划定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里,这种难堪的岀出身,使得他们先天性地具 有一种恐资症"心理——在任何场合都害怕暴露自己资产阶级的血统,害怕自己被人划入一小撮"小丑"人群,不够 革命,不够进步,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潜意识—一或说病态的心理意识,往往促使知识分子在毎次运动中表 现出比革命阶级更为革命的姿态。在50年代后期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把部分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对他们的心里实 在是极大的挫伤,在他们自己看来已经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紧跟形势,却还是被判为不够进步,还要背着“右 派¨的黑锅,这怎能不刺激他们追求进步的信心呢?刺激的结果是一部分人,或许意志不够坚强,而坍場下去,另 一个结果则是鼓起更大的勇气,以更为热烈的激情,更为深刻地解剖自己,彻底反思,与昨日之我断裂,迫求更高 的革命。陆侃如、刘大杰、游国恩、林庚等学者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曾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并在被批判中 作出深刻的自我批判。这不是为了应付形势,蒙混过关;而更多的确实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反省和解剖,旨在 进一步检讨、清除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意识,追求前进,以赶上在他们看来是进步的时代思潮。郭绍虞先生在《中 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前的两首诗代序 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得。 坐井窥天天自小,迷方看朱朱成碧 矮子观场随人语,局促徒知循往迹 客观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无腔笛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遂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这是1957年至1959年期间在特定思想背景下郭绍虞追求进步的心态的流露,与当时大多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以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决裂的革命心情是—致的。鼠目寸光、坐井窥天、矮子观场ˆ、“依样画葫芦、“主观信 口”……郭绍虞先生在进行自我批判时是如此地不遗余力、不留情面甚至不顾体面,真是“洗心革面"。这,从消极 的意义上来说,可以保身,——当时被青年学生拉下讲台,进行批判的学者不在少数;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郭绍 虞的确在追求进步,敢上新时代。至于他的这个进步",随后不久就被证明为一个假命题而受到置疑,被拋弃,但 是在当时却是被奉为一条文艺真理,从上贯彻下来的,谁能违拗得过!在当时的宣传环境和学术斗争中,谁又去怀 疑被标榜为进步性¨的思想呢!直到1959年上半年,学术界才重新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提出怀 疑。刘大杰反发表了《列宁的两种文化说一一谈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文学的主流及其它》和《关于 现实主义问题》I1,继续从理论上揭示这个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所谓"规律”。1959年4月至6月中旬,北京一些 专家就联系北大《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明清文学讲稿》《中国民间文学史》讨论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 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问题。对于这个命题,萧涤非、王汝弼等人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更多学者如何其芳、林 庚、吴组缃、沈天佑、邓绍基、则对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来概括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怀疑 郭绍虞的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写到唐五代就搁笔,写不下去了。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命题 与中华民族传统文论之间的确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 郭绍虞对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不满意的。1961年,当《中国文学批评史》需要再版时,郭绍虞先生 选择了1955年的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印行,并在《后记》中意味深长地说 我常想,硏究文学批评史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对于这些材料,至少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问题, 决不是讲义式的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 格地规定它的含义,所以同样一词,甲可以这么用,乙又可以那么用,假使混而为一,就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而 且,即在同—书中,昔人用词也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前后所指,不是同-概念,若不加分析,也容易导致结论 的错误。所以不应该浮光掠影只作表面的论述。又一是要求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看问题看到它的 本质,才能运用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这新的结论必须是历史主义地对各人的理论作适当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化 教条化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标准。而这两种标准又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更高的标准。[11 我们可以看出,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潮流中,郭绍虞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和理论思考,在不断 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追求进步。在这过程中留下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部著作,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学术 败笔,但是,其中反映出一个学者响应时代步伐的曲折和艰辛,透视出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这种机械地套用教条化的苏联文艺理论模式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做法，既违背了文学的学科特性，也不符 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事实，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是50年代末整个学术大 环境中的一例个案。其出现既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也与郭绍虞的思想追求有关。 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举国上下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热潮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无 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去追求进步，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知识分子也会以高涨的热情和勇气去奔走社会主义的 坦途。但是，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被划定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里，这种难堪的出身，使得他们先天性地具 有一种“恐资症”心理――在任何场合都害怕暴露自己资产阶级的血统，害怕自己被人划入一小撮“小丑”人群，不够 革命，不够进步，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这种潜意识――或说病态的心理意识，往往促使知识分子在每次运动中表 现出比革命阶级更为革命的姿态。在50年代后期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把部分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对他们的心里实 在是极大的挫伤，在他们自己看来已经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紧跟形势，却还是被判为不够进步，还要背着“右 派”的黑锅，这怎能不刺激他们追求进步的信心呢？刺激的结果是一部分人，或许意志不够坚强，而坍塌下去，另 一个结果则是鼓起更大的勇气，以更为热烈的激情，更为深刻地解剖自己，彻底反思，与昨日之我断裂，追求更高 的革命。陆侃如、刘大杰、游国恩、林庚等学者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曾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并在被批判中 作出“深刻”的自我批判。这不是为了应付形势，蒙混过关；而更多的确实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反省和解剖，旨在 进一步检讨、清除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意识，追求前进，以赶上在他们看来是进步的时代思潮。郭绍虞先生在《中 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前的两首诗代序： 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一得。 坐井窥天天自小，迷方看朱朱成碧。 矮子观场随人语，局促徒知循往迹。 客观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无腔笛。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遂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这是1957年至1959年期间在特定思想背景下郭绍虞追求进步的心态的流露，与当时大多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以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决裂”的革命心情是一致的。“鼠目寸光”、“坐井窥天”、“矮子观场”、“依样画葫芦”、“主观信 口”……郭绍虞先生在进行“自我批判”时是如此地不遗余力、不留情面甚至不顾体面，真是“洗心革面”。这，从消极 的意义上来说，可以保身，——当时被青年学生拉下讲台，进行批判的学者不在少数；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郭绍 虞的确在追求进步，敢上新时代。至于他的这个“进步”，随后不久就被证明为一个假命题而受到置疑，被抛弃，但 是在当时却是被奉为一条文艺真理，从上贯彻下来的，谁能违拗得过！在当时的宣传环境和学术斗争中，谁又去怀 疑被标榜为“进步性”的思想呢! 直到1959年上半年，学术界才重新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主线论提出怀 疑。刘大杰反发表了《列宁的两种文化说――谈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文学的主流及其它》和《关于 现实主义问题》[10]，继续从理论上揭示这个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所谓“规律”。1959年4月至6月中旬，北京一些 专家就联系北大《中国文学史》和北师大《明清文学讲稿》《中国民间文学史》讨论了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 反现实主义斗争”的问题。对于这个命题，萧涤非、王汝弼等人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更多学者如何其芳、林 庚、吴组缃、沈天佑、邓绍基、则对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来概括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怀疑。 郭绍虞的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写到唐五代就搁笔，写不下去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这个命题 与中华民族传统文论之间的确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 郭绍虞对这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是不满意的。1961年，当《中国文学批评史》需要再版时，郭绍虞先生 选择了1955年的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印行，并在《后记》中意味深长地说： 我常想，研究文学批评史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对于这些材料，至少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问题， 决不是讲义式的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 格地规定它的含义，所以同样一词，甲可以这么用，乙又可以那么用，假使混而为一，就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而 且，即在同一书中，昔人用词也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前后所指，不是同一概念，若不加分析，也容易导致结论 的错误。所以不应该浮光掠影只作表面的论述。又一是要求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看问题看到它的 本质，才能运用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这新的结论必须是历史主义地对各人的理论作适当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化 教条化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标准。而这两种标准又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更高的标准。[11] 我们可以看出，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潮流中，郭绍虞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和理论思考，在不断 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追求进步。在这过程中留下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部著作，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学术 败笔，但是，其中反映出一个学者响应时代步伐的曲折和艰辛，透视出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