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翻译和诠释《易经》,对西方学者也有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本世纪上半叶《易经》研究国 际化的进程。当然,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的易学研究成果反过来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亦不容忽 视。如理雅各( James Legge,1815-1897)的英译本《易经》为沈仲涛取资甚多;而古史辨派 整个思想的形成,亦有取于日本现代汉学。 此外,我们若从文献着眼,大体可看出现代易学进展的状况及其基本的学术内容。据不 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易学专著就有百余种以上,论文的数量则更大,估计不下两千 篇。同时,传统易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初步展开。不过,20世纪以来,由于废读经书,《易 经》完全失去了以往被尊为群经之首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重要性,而重新将其作 为某种历史文献来理解和说明。于是,除了少数专门的易学家仍强调其传统的根本重要性, 大多数学者(特别是治“新学”者)并不特别看重其历史意义。再者,由于历史上易卦、阴 阳、五行、太极图式曾被广泛应用于命相、风水等民俗方面,与民间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有种 种可疑的瓜葛关系,《易经》能否继续对现代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有贡献,不少学者对此是怀 疑的,乃至作出否定性的评估。因此,整个说来,20世纪上半叶的易学研究尽管颇不冷落, 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主导性的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思想相疏离。我们知道,人们对自己 置身于其中的传统与时代文化的评估和自我认识,往往与其本身的意义的价值并不一致,其 意义和价值评估者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函数关系。我们今天在对现代易学文献及易学演进过程 进行考察和评估时,同样必须将导致我们从新的学术立场,将作出这种考察和评估的种种变 量因素也考虑进去。因而,这里所提出的“现代易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反思性和重建 性的意义内涵,因而是假设性的。在经过一番实证性的研究之后,可以回过头来不时进行修 (二)现代易学演进过程与现代易学史分期 中国现代史的分期虽已有大体的格式,但若将这种分期发运用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或不同 的学术史课题,那就不得不作一些相应的调整。研究现代易学和现代易学史的历史起点、依 据那些因素来大体作出界定?而随着研究的具体化,各个细小段落的分界和交叉问题也许更 为复杂,考虑到民国初年易学发展与整个晚清时期的连续性,我们并不强求将某年或某部重 要著作的出版年份作为现代易学兴起的历史起点,而是作了较灵活的处理,不过,各个段落 的确定却只能大体依据外在的年份和事件来划分,不得已也 本世纪上半叶,易学发展线索繁多。若从《易经》研究者角度着眼,我们也许根本毋需 划分发展阶段。因为,除了较早的一些学者,如廖平、皮锡瑞、章太炎、劳乃宣、杭辛斋诸 位于二、三十年代先后谢世,对现代易学的发展有更为重大而深入影响的一批人物,如朱谦 之、顾颉刚、郭沫若、胡朴安、薛学潜、沈仲涛、丁起五、熊十力、苏渊雷、金景芳、黄寿 祺、沈瓞民等,从二、三十年代起直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今日),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因此, 这里的阶段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历史分期,而是主要着眼于现代易学著作发表的年代及易学研 究的学术课题的展开等方面,揭示现代易学的演进过程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本世纪上半业近五十年的易学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晚 清民国之际的易学,时间约从乾嘉、咸道之交至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五四时期的 易学,时间约从新文化运动起至二十年代中期:(三)“后五四时期”的易学,时间约从 是年代后至三十年代后期:(四)民族文化危亡和振兴时期,时间约从抗日战争爆发至四十 年代末。 需要再作说明的是,现代时期许多重要人物学术活动时间都相当下,从现代易学分期的 观点出发,我们只能依据著作文献叙述各个阶段的易学发展状况。但由于著作撰写和发表日 期不尽一致,有的著作只是手稿,当时未能发表,又一时未能细考,整个分段只是为了说明 22 文翻译和诠释《易经》，对西方学者也有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本世纪上半叶《易经》研究国 际化的进程。当然，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的易学研究成果反过来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亦不容忽 视。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英译本《易经》为沈仲涛取资甚多；而古史辨派 整个思想的形成，亦有取于日本现代汉学。 此外，我们若从文献着眼，大体可看出现代易学进展的状况及其基本的学术内容。据不 完全的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易学专著就有百余种以上，论文的数量则更大，估计不下两千 篇。同时，传统易学文献的整理工作初步展开。不过，20 世纪以来，由于废读经书，《易 经》完全失去了以往被尊为群经之首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重要性，而重新将其作 为某种历史文献来理解和说明。于是，除了少数专门的易学家仍强调其传统的根本重要性， 大多数学者（特别是治“新学”者）并不特别看重其历史意义。再者，由于历史上易卦、阴 阳、五行、太极图式曾被广泛应用于命相、风水等民俗方面，与民间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有种 种可疑的瓜葛关系，《易经》能否继续对现代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有贡献，不少学者对此是怀 疑的，乃至作出否定性的评估。因此，整个说来，20 世纪上半叶的易学研究尽管颇不冷落， 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主导性的文化和学术的发展思想相疏离。我们知道，人们对自己 置身于其中的传统与时代文化的评估和自我认识，往往与其本身的意义的价值并不一致，其 意义和价值评估者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函数关系。我们今天在对现代易学文献及易学演进过程 进行考察和评估时，同样必须将导致我们从新的学术立场，将作出这种考察和评估的种种变 量因素也考虑进去。因而，这里所提出的“现代易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反思性和重建 性的意义内涵，因而是假设性的。在经过一番实证性的研究之后，可以回过头来不时进行修 正。 （二）现代易学演进过程与现代易学史分期 中国现代史的分期虽已有大体的格式，但若将这种分期发运用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或不同 的学术史课题，那就不得不作一些相应的调整。研究现代易学和现代易学史的历史起点、依 据那些因素来大体作出界定？而随着研究的具体化，各个细小段落的分界和交叉问题也许更 为复杂，考虑到民国初年易学发展与整个晚清时期的连续性，我们并不强求将某年或某部重 要著作的出版年份作为现代易学兴起的历史起点，而是作了较灵活的处理，不过，各个段落 的确定却只能大体依据外在的年份和事件来划分，不得已也。 本世纪上半叶，易学发展线索繁多。若从《易经》研究者角度着眼，我们也许根本毋需 划分发展阶段。因为，除了较早的一些学者，如廖平、皮锡瑞、章太炎、劳乃宣、杭辛斋诸 位于二、三十年代先后谢世，对现代易学的发展有更为重大而深入影响的一批人物，如朱谦 之、顾颉刚、郭沫若、胡朴安、薛学潜、沈仲涛、丁起五、熊十力、苏渊雷、金景芳、黄寿 祺、沈瓞民等，从二、三十年代起直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今日），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因此， 这里的阶段划分并不是严格的历史分期，而是主要着眼于现代易学著作发表的年代及易学研 究的学术课题的展开等方面，揭示现代易学的演进过程。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本世纪上半业近五十年的易学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晚 清民国之际的易学，时间约从乾嘉、咸道之交至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五四时期的 易学，时间约从新文化运动起至二十年代中期；（三）“后五四时期”的易学，时间约从二 是年代后至三十年代后期；（四）民族文化危亡和振兴时期，时间约从抗日战争爆发至四十 年代末。 需要再作说明的是，现代时期许多重要人物学术活动时间都相当下，从现代易学分期的 观点出发，我们只能依据著作文献叙述各个阶段的易学发展状况。但由于著作撰写和发表日 期不尽一致，有的著作只是手稿，当时未能发表，又一时未能细考，整个分段只是为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