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港台学者的起步远远早于大陆。1973年,刘若愚的英语著作《中国文学理论》(杜 国凊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刘若愚借助艾伯拉姆丝《镜与 灯》中的文学结构模型,对中国文学理论作岀不同的划分,运用西方新批评等形式美学理论,对中国传统诗歌理论 进行理论的阐述。尽管著者试图比较研究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文学理论,来建立一般文学理论,但是他过多地把传统 文论填充到西方现代文论构架中去,采取的是"以西释中"的态度,在方法论和具体观点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叶维廉 也是试图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寻找跨越中西文化的共同规律。他同时涉足中西诗学的比较。在《寻找跨中西文化 的共同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28、《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里,他就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参 照下,或借助于新批评的语言分析、结构主义、阐释学等西方文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上的道与言、言与意等问题 的。但是在他并没有用西方诗学的解剖刀去支解中国文论,而是借助于西方文论的参照更淸晰地突现中国文论的特 点,如他概括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特点,是除了泛言文学的道德性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论外,以美学上的考虑 为中心;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即使利用分析、解说的批评,也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 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29这应该说大致是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黄维樑 也致力于比较诗学的硏究。他的《中国诗学纵横论》,就是通过中西比较来阐述中国诗学的基本问题。尤为可贵的 是,他的《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打破古今、中外的界限,尝试用《文心雕龙》的基本 理论和批评方法来阐释当代文学作品,把《文心雕龙》与新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韦勒克、沃伦的《文学 理论》相比较,提出要输出文化,在当今国际文论上争取得席位,表现出理论创新的勇气。此外沈谦、古添洪、周 英雄等学者在中西文论比较硏究上,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新时期里,两岸联系频繁,港台的这些比较诗学硏究成果 先后介绍到大陆,对于大陆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兴起,未尝没有推波助澜的意义 第四,范畴、专题研究的兴盛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书摘要》说: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就古代文论研究 来说,范畴研究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大量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文论范畴,许多文论范畴贯 穿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始终,并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具有天然的联系。这些范畴正体现出民族文论独特的理论内蕴 和思维方式,因此,范畴硏究是打开民族文论理论宝库的一把钥匙。其实对古代文论范畴的重视,应该说是中国文 学批评史与生俱来的事。郭绍虞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傅庚生早年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都注意对文 学批评史上的基本范畴的剖析。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硏究开始注重理论的阐发,但是对古代文论范畴的民族独 特性相对来说较为忽略,如把刘勰的“风骨论'理解成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例。新时期里,在建立具有 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下,文论民族性特色得到高度重视,因此首先引起硏究者注意的就是古 代文论的范畴问题。周扬在《关于建立与现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和整理美学遗产问题》 30里强调研究民族美学遗产时说 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应该揭示出中国文学艺术和中国美学理论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与欧洲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有自己鮮明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医学、军事学以及音乐、绘画、文学、戏 曲等都有自己一套特殊的观念、范畴和体制。研究中国的东西,就要注意这种特殊性,硏究它们的特殊规律。当 然,这种特殊性并不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一般规律。而且恰怡是这种一般规律的貝体表现。在美学上,中国 古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范畴、概念和思想,如比兴、文与道、文与情、形神、意境、情景、韵味、阳刚之美、阴柔 之美等等。我们应该对这些范畴、概念和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揭示中国美学的特点,也可以把中国的美学思想与 西方的作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中国美学的独到之处 古代文论硏究对范畴硏究的重要性也有着自觉的意识。黄鸣奋提岀应当重视对占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硏究:首先要以 通史的眼光,认识范畴的地位其次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硏究成果,从宏观上把握范畴的涵义;其三,从中西比较 把握我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民族特色。阝31陆海明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就是-部文论范畴的演变史。从 这个认识出发,他提出加强古代文论的范畴硏究:一、广角度地进行文论范畴的探讨,可以更准确地评价古代思想 家、文论家和美学家的理论贡献。二、多层次地考察—时代的文论基本范畴,就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代思潮的盛衰 兴亡历程,进而勾勒出其总体的运动轨迹。三、古代文论研究的范畴化,是深刻地揭示古代文论发展规律的基本途 径之一。[32断新时期以来古文论的范畴硏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杜黎均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硏究和译释》(北京 出版社1981年版)是较早专门对《文心雕龙》的理论术语展开硏究的著作。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 精选了古代文论中的六对常见而又重要的范畴(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体与性、),逐一梳理这些范 畴形成发展的历史,阐释了毎个范畴的理论內蕴及质的规定性。赵沛霖的《兴的源起—一历史积淀和与诗歌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兴的产生作专门的探索,探究兴从宗教观念内容积淀为艺 术形式的历史过程。汪涌豪《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不仅对文论中有关“风骨的 论述进行理论思辨,而且搜集、掌握、分析了书法、绘画和诗学的有关风骨"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几个艺术门 类的有关论述和创作上的体现作了认真的梳理和审辨。这样就对风骨范畴的硏究做了极大的开拓。[33 在加强范畴硏究的同时,古代文论的专题性硏究,也在向纵深发展。专书硏究上,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王运煕的 《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王运熙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把刘勰《文心雕龙》放 回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中去,放回到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发展中去作实事求是的考察,因此,对今人的许多似是而非其实，古代文论的比较研究，港台学者的起步远远早于大陆。1973年，刘若愚的英语著作《中国文学理论》（杜 国清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刘若愚借助艾伯拉姆丝《镜与 灯》中的文学结构模型，对中国文学理论作出不同的划分，运用西方新批评等形式美学理论，对中国传统诗歌理论 进行理论的阐述。尽管著者试图比较研究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文学理论，来建立一般文学理论，但是他过多地把传统 文论填充到西方现代文论构架中去，采取的是“以西释中”的态度，在方法论和具体观点上都存在一定问题。叶维廉 也是试图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寻找跨越中西文化的共同规律。他同时涉足中西诗学的比较。在《寻找跨中西文化 的共同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28]、《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里，他就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参 照下，或借助于新批评的语言分析、结构主义、阐释学等西方文论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上的道与言、言与意等问题 的。但是在他并没有用西方诗学的解剖刀去支解中国文论，而是借助于西方文论的参照更清晰地突现中国文论的特 点，如他概括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特点，是除了泛言文学的道德性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论外，以美学上的考虑 为中心；中国传统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即使利用分析、解说的批评，也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 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29]这应该说大致是符合中国文学批评实际的。黄维樑 也致力于比较诗学的研究。他的《中国诗学纵横论》，就是通过中西比较来阐述中国诗学的基本问题。尤为可贵的 是，他的《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打破古今、中外的界限，尝试用《文心雕龙》的基本 理论和批评方法来阐释当代文学作品，把《文心雕龙》与新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韦勒克、沃伦的《文学 理论》相比较，提出要输出文化，在当今国际文论上争取得席位，表现出理论创新的勇气。此外沈谦、古添洪、周 英雄等学者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新时期里，两岸联系频繁，港台的这些比较诗学研究成果 先后介绍到大陆，对于大陆古代文论比较研究的兴起，未尝没有推波助澜的意义。 第四，范畴、专题研究的兴盛。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说：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就古代文论研究 来说，范畴研究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大量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文论范畴，许多文论范畴贯 穿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始终，并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具有天然的联系。这些范畴正体现出民族文论独特的理论内蕴 和思维方式，因此，范畴研究是打开民族文论理论宝库的一把钥匙。其实对古代文论范畴的重视，应该说是中国文 学批评史与生俱来的事。郭绍虞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傅庚生早年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都注意对文 学批评史上的基本范畴的剖析。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开始注重理论的阐发，但是对古代文论范畴的民族独 特性相对来说较为忽略，如把刘勰的“风骨论”理解成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就是明显的一例。新时期里，在建立具有 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号召下，文论民族性特色得到高度重视，因此首先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就是古 代文论的范畴问题。周扬在《关于建立与现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和整理美学遗产问题》 [30]里强调研究民族美学遗产时说： 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应该揭示出中国文学艺术和中国美学理论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与欧洲， 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医学、军事学以及音乐、绘画、文学、戏 曲等都有自己一套特殊的观念、范畴和体制。研究中国的东西，就要注意这种特殊性，研究它们的特殊规律。当 然，这种特殊性并不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历史的一般规律。而且恰恰是这种一般规律的具体表现。在美学上，中国 古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范畴、概念和思想，如比兴、文与道、文与情、形神、意境、情景、韵味、阳刚之美、阴柔 之美等等。我们应该对这些范畴、概念和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揭示中国美学的特点，也可以把中国的美学思想与 西方的作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中国美学的独到之处。 古代文论研究对范畴研究的重要性也有着自觉的意识。黄鸣奋提出应当重视对古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研究：首先要以 通史的眼光，认识范畴的地位;其次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把握范畴的涵义；其三，从中西比较中 把握我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民族特色。[31]陆海明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论范畴的演变史”。从 这个认识出发，他提出加强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一、广角度地进行文论范畴的探讨，可以更准确地评价古代思想 家、文论家和美学家的理论贡献。二、多层次地考察一时代的文论基本范畴，就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一代思潮的盛衰 兴亡历程，进而勾勒出其总体的运动轨迹。三、古代文论研究的范畴化，是深刻地揭示古代文论发展规律的基本途 径之一。[32]新时期以来古文论的范畴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杜黎均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译释》（北京 出版社1981年版）是较早专门对《文心雕龙》的理论术语展开研究的著作。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 精选了古代文论中的六对常见而又重要的范畴（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体与性、），逐一梳理这些范 畴形成发展的历史，阐释了每个范畴的理论内蕴及质的规定性。赵沛霖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和与诗歌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中国文论的重要范畴“兴”的产生作专门的探索，探究兴从宗教观念内容积淀为艺 术形式的历史过程。汪涌豪《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不仅对文论中有关“风骨”的 论述进行理论思辨，而且搜集、掌握、分析了书法、绘画和诗学的有关“风骨”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几个艺术门 类的有关论述和创作上的体现作了认真的梳理和审辨。这样就对“风骨”范畴的研究做了极大的开拓。[33] 在加强范畴研究的同时，古代文论的专题性研究，也在向纵深发展。专书研究上，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王运熙的 《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王运熙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把刘勰《文心雕龙》放 回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中去，放回到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发展中去作实事求是的考察，因此，对今人的许多似是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