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2014年第1期 百家争鸣”的局面,经过比较和检验,让真理性知识和健康的价值观念呈现出来,那么就不仅能促进 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不断出精品,而且能为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正能量”, 巩固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反之,如果这个体制不健全,比如过于简单零乱或者过于狭隘僵 化,就不仅会造成人才和资源向“体制外”流失,而且也会导致“体制内”精神生产能力衰竭、退化甚 至变形,滋生不利于改革发展的“负能量”。假如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体制就要加以改革了 习近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 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6这个警示十分值得我们关 注。虽然这里说的“体制”是指整个国家体制,并非单指精神生产体制,但却显然与精神生产体制有 关。“一些思想观念障碍”之所以会来自“体制内”,是否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精神生产领域有些 体制性的弊病与某种“利益固化”的因素有关,甚至成为其设置“藩篱”、施加影响的通道或舆论工 具?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工作体制,是一个过于行政化的体制 过分依靠行政路径来实施资源调配以掌控学术和舆论导向,甚至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要采用形式化 的具体指标(如发表刊物的级别、所获立项的规格、得到领导批示的效果等),以便于行政权力实施 绩效管理”,等等。这些做法难免形成一些体制性的弊病。一方面,它使体制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过分 依赖于所获得资源支持的力度,而不是研究过程本身的力度和成果的质量,这就事实上造成了以现实利 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的不良后果:学术上出现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学术人才成长压力和焦虑增大, 真正高端的理论成果匮乏,等等。这些都极不利于遵循科学规律、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突破性成果的成 长,因此也不利于凝聚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共识。这种弊病产生的另一方面可能的后果是:行政权 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过度膨胀,往往会形成某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通过体制 “固化”为思想观念的话语特权,从而导致以局部或部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局面。近 年来,体制内的某些本来属于公共平台的设置和活动,如管理机构、刊物、会议等,日益圈子化,名为理 论探讨,实际是以利益为中心,自行其是。其结果将使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利被肢解 无法贯彻党性与人民性、价值与真理之间高髙度一致的原则。现实中一些打着意识形态旗号,力图使中国改 革重走“老路”或走上“歧路”的种种奇谈怪论,往往不易得到及时澄清,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系。 总之可以说,基于中国目前精神生产体制的状况,使它愈发不能脱离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势必成 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文化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根本之道,而这方面的改革 如何深入,更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只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理顺精神生产领域中责、权、利的关系结构,让“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 负责”的原则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切实导向及评价标准,才能为我们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奠定基 础,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1][2][6]习近平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4][5]参见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贾红莲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18 《哲学动 态》2014年 第 1期 百家争鸣”的局面 ，经过 比较和检验 ，让真理性知识 和健康的价值观念呈现 出来 ，那么就不仅能促进 思想理论 和精神文化不断出精品 ，而且能为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 “正能量”， 巩固党和人民共 同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反之 ，如果这个体制不健全 ，比如过于简单零乱或者过于狭隘僵 化 ，就不仅会造成人才和资源向 “体N#I-”流失，而且也会导致 “体制 内”精神生产能力衰竭 、退化甚 至变形，滋生不利于改革发展的 “负能量”。假如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体制就要加以改革了。 习近平 同志尖锐地指 出：“冲破思想观念 的障碍 、突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 ，解放思想是首要 的。在深 化改革问题上 ，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 自体制外 而是来 自体制 内。” 这个警示 十分值得我们关 注。虽然这里说 的 “体制 ”是指整个 国家体制 ，并非单指精神生产体制 ，但却显然与精神生产体制有 关 。“一些思想观念障碍”之所以会来 自 “体制内”，是否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 ：精神生产领域有些 体制性 的弊病与某种 “利益固化” 的因素有关 ，甚 至成 为其设 置 “藩篱”、施加影响的通道或舆论工 具?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工作体制 ，是一个过于行政化 的体制 ： 过分依靠行政路径来实施资源调配以掌控学术和舆论导向 ，甚至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要采用形式化 的具体指标 (如发表刊物 的级别、所获立项 的规格 、得到领导批示的效果等 )，以便于行政权力实施 “绩效管理”，等等 。这些做法难免形成一些体制性 的弊病。一方面 ，它使体制 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过分 依赖于所获得资源支持的力度 ，而不是研究过程本身的力度和成果的质量 ，这就事实上造成了以现实利 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的不 良后果 ：学术上出现急功近利 、学风浮躁 ，学术人 才成长压力 和焦虑增大， 真正高端的理论成果匮乏 ，等等 。这些都极不利于遵循科学规律 、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突破性成果的成 长 ，因此也不利于凝聚支持全面深化改革 的理论共识。这种弊病产生的另一方面可能的后果是 ：行政权 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过度膨胀 ，往往会形成某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特殊利益 ，这些特殊利益通过体制 “固化”为思想观念的话语特权 ，从而导致以局部或部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 、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局面。近 年来 ，体制内的某些本来属于公共平台的设置和活动，如管理机构 、刊物 、会议等，日益圈子化，名为理 论探讨 ，实际是以利益为中心，自行其是。其结果将使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利被肢解 ， 无法贯彻党性与人民性、价值与真理之间高度一致的原则。现实中一些打着意识形态旗号，力图使中国改 革重走 “老路”或走上 “歧路” 的种种奇谈怪论 ，往往不易得到及时澄清 ，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系。 总之可以说 ，基于中国 目前精神生产体制 的状况 ，使它愈发不能脱离全面深化改革 的视野 ，势必成 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 目标之一。文化体制改革是增强 中国 “软实力” 的根本之道 ，而这方 面的改革 如何深入 ，更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只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改革 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的基础 上 ，进一步理顺精神生产领域 中责 、权 、利的关系结构 ，让 “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 负责”的原则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切实导向及评价标准 ，才能为我们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奠定基 础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注 释 [1][2][6]习近平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xl~1Z,平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参见 《邓小平文选》第 3卷 ，第 137页。 [4][5]参见邓小平 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贾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