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设有基本的著作能完全地证明这一命题，但这本书至少 前 可以提供初步的证据。 它确实已给出了一些证据。本书是在自1949年以来每年 作为哈佛学院的科学通识(General Education)课程之-而做的系 列讲演中成长起来的，那次技术性的和思想史性的材料相结合 的应用相当成功。由于这门通识课程的学生并不打算继续研究 科学，他们所学到的技术性事实和理论，主要是作为范式而非诈 为本来就有用的信息片段。而且，尽管技术性的科学材料是基 本的，它们也只是在放入了一个历史和哲学框架中才开始起作 用，在这个框架中它们阐明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科学权威的本性 以及科学影响人类生活的方式。一旦放入那样的框架中，哥白 尼的体系或其他任何科学理论就会与比科学家群体或者大学生 群体广阔得多的听众群发生关联。尽管我写本书起初的目的是 为哈佛或其他学校诸如此类的课程提供读物，但这本书并非教 科书，它也是写给普通读者的。 有许多朋友和同事以他们的建议和批评帮助本书成形。但 在本书中留下最大或最有意义印记的当算柯南特(James B.Co namt)①大使。与他一起工作，使我第一次相信历史研究会产生 出对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功能的崭新的解释。如果没有由他引导 的我自己的哥白尼革命，也就不会有这本书和我的其他科学史 方面的论文。 柯南特先生还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前面几章留下了他许多 建设性的批评的印记。其他将在本书这里或那里找到他们有益 建议之影响的人包括：波亚丝(Marie Boas)、科恩(I.B.Cohen)、 吉尔墨(M.P.Gilmore)、哈恩(Roger Hahn)、霍尔顿(G.J. Holton)、肯博(E.C.Kemble)、里克贝勃(P.E.LeCorbeiller)、纳 ①柯南特(James Bryant C6nt,1893一1978)曾于133一1953年间担任哈佛大 学校长，对于在哈佛推行通识教育贡献很大，也十分重视科学史教学和研究。 955一157年出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一译者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