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 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 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 延开会。[门”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 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 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 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 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 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 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 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8]。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 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 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 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 三次”[14]。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 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 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8]。也就是 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 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 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 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 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 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 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