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而我简单明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能力却大部分来 自我和海因兹·波斯特教授的交往，当我在切尔西学院科学 史和科学哲学系作博士论文时，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不能 摆脱一种不安的心情：他将会退回我这本书的稿本，要求我 把他所不理解的地方重新写一下。我特别感激我在伦敦时的 同事，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诺雷塔· 科欧奇，现在在印第安那大学，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 上面我提及作为一个学派的波普尔学派，然而直到我从 伦敦来到悉尼，才完全认识到我曾经属于这个学派所到达的 程度。我吃惊地发现，受维特根斯坦或奎恩或马克思影响的 哲学家认为，波普尔在许多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某些人甚 至认为他的观点是绝对危险的。我想，我从这个经历中学到 了很多东西。我学到的东西之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波 普尔确实是错误的，就如在本书的后一部分中所论证的那 样。然而，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波普尔的方法比起我 遇到过的大多数哲学系中所采取的方法好得多。 我很感激我在悉尼的朋友，是他们使我从沉睡中醒悟过 来。我这样说并不是指我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不接受波普尔 的观点。他们也完全知道这点。但是由于我没有时间对理论 框架的不可比性去说些蒙味主义的废话（这里波普尔学派的 人会竖耳静听)，我被迫承认和反对我的悉尼同事和对手的 观点到这种程度，以致使我懂得了他们的观点的有力和我自 己的观点的弱点。我在这里挑出让·居尔特瓦和沃尔·撒奇 汀来特别提及，我希望不会使任何人不安。 留心的读者会在本书中侥幸地发现从符拉第米尔·纳勃 阔夫那里引用来得那奇特的隐喻，因而意识到我应对他表示 感谢（或致歉）。 最后我要向那些不关心本书、不愿阅读本书、在我写作 本书时不容忍我的朋友们热烈“致意”。 艾伦·查尔默斯 悉尼，1976年样，而我简单明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能力却大部分来 自我和海因兹·波斯特教授的交往，当我在切尔西学院科学 史和科学哲学系作博士论文时，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我不能 摆脱一种不安的心情：他将会退回我这本书的稿本，要求我 把他所不理解的地方重新写一下。我特别感激我在伦敦时的 同事，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诺雷塔· 科欧奇，现在在印第安那大学，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 上面我提及作为一个学派的波普尔学派，然而直到我从 伦敦来到悉尼，才完全认识到我曾经属于这个学派所到达的 程度。我吃惊地发现，受维特根斯坦或奎恩或马克思影响的 哲学家认为，波普尔在许多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某些人甚 至认为他的观点是绝对危险的。我想，我从这个经历中学到 了很多东西。我学到的东西之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波 普尔确实是错误的，就如在本书的后一部分中所论证的那 样。然而，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波普尔的方法比起我 遇到过的大多数哲学系中所采取的方法好得多。 我很感激我在悉尼的朋友，是他们使我从沉睡中醒悟过 来。我这样说并不是指我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不接受波普尔 的观点。他们也完全知道这点。但是由于我没有时间对理论 框架的不可比性去说些蒙昧主义的废话（这里波普尔学派的 人会竖耳静听），我被迫承认和反对我的悉尼同事和对手的 观点到这种程度，以致使我懂得了他们的观点的有力和我自 己的观点的弱点。我在这里挑出让·居尔特瓦和沃尔·撒奇 汀来特别提及，我希望不会使任何人不安。 留心的读者会在本书中侥幸地发现从符拉第米尔·纳勃 阔夫那里引用来得那奇特的隐喻，因而意识到我应对他表示 感谢（或致歉）。 最后我要向那些不关心本书、不愿阅读本书、在我写作 本书时不容忍我的朋友们热烈“致意”。 艾伦·查尔默斯 悉尼，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