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和怎么纠正。（朱孝清：《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2 期。)在这两个方面的“监督权”中，第一方面属于程序启动权，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地位 类似，不能认为这是对法官的程序监督。从第二方面来看，检察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但它 同时又以法律监督机关的名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进行监督，与其应当服从裁判、尊重法 官的地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其实世界各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都有相应办法，那就是，当 审判程序存在问题时，让检察机关仍然以类似于“原告”的身份、以违背审判的正当程序为 理由提出上诉。但这样做不是居高临下的“程序监督”，而是实质上更加有效、逻辑上更加 合理的一种办法。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极少有所谓检察官因为庭审中的程序问题而提出“纠 正意见”。 当然，上述问题都牵涉到增加了法官的权力的问题，自然就会想到“谁来监督法官”、 “怎么能相信法官就是公正、中立的”之类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中立的法 官”虽然也是国家公务员，但是它的中立是一种必要的假设，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当然要 有“中立、公正”的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双方到庭、法官集中审理、直接言词审理、公开 审判、法官消极听审等一系列程序机制来实现：对于法官个人，还应当有专门的“法官遴选 委员会”、“司法执行委员会”等来保障法官裁判独立、公正。我国目前对法院和法官的制 约也即司法受制的制度不完善，不应当成为否认强制措施要由中立的第三者裁判的理由。将 追诉者的强制措施决定权分离出来，有利于克服追诉者天然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倾向 的人性弱点。这是人权公约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对执法权力进行制约的普遍做 法。而在这种受到制约的中立的司法权力确定之后，接受裁判者维护其权威、不以“纠正违 法意见”这种居高临下的形式进行程序监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以上问题质疑现行检察制度，目的是为了让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安排更加合理，使 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权更加能够体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目的，实现刑事诉讼“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两重价值的合理平衡与协调，谈不上“别有用心”。 检察制度是否能够质疑之争，让我想起了1995年关于“免予起诉”的存废之争，当时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官员和学者也是极力主张“免予起诉”不能废除，试图保留这种全世界绝 无仅有的法院以外的机关有定罪权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最后一 次全国诉讼法年会（武汉会议）上，最高检察院领导还作了“免予起诉不能废除”的长篇报 告。但是，立法机关最后力排众议采纳了绝大多数学者的主张，确立了法院统一定罪原则， 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改成了不具备定罪效力的“酌定不起诉”制度。 检察机关的官员和学者在研究检察制度时，几乎用统一的声音强调：检察机关是法律监 督机关从而可以监督任何其他机关的至上地位、主张检察机关现有一切权力都是正当的而不 能分离出来，这样的立场让人费解。因为不管检察机关有多少职能和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权 力，多和少、增加和取消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合理设置和分布，都不能说提高或者降低 了检察机关的地位，怎能认为维持和增加就一定是合理的，而相反就是不合理的呢？检察机 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它不存在自己的“部门利益”，他们在讨论检察制度的理论问题时， 首先需要学术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判和怎么纠正。（朱孝清：《关于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 年第 2 期。）在这两个方面的“监督权”中，第一方面属于程序启动权，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地位 类似，不能认为这是对法官的程序监督。从第二方面来看，检察机关承担着控诉职能，但它 同时又以法律监督机关的名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进行监督，与其应当服从裁判、尊重法 官的地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其实世界各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都有相应办法，那就是，当 审判程序存在问题时，让检察机关仍然以类似于“原告”的身份、以违背审判的正当程序为 理由提出上诉。但这样做不是居高临下的“程序监督”，而是实质上更加有效、逻辑上更加 合理的一种办法。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极少有所谓检察官因为庭审中的程序问题而提出“纠 正意见”。 当然，上述问题都牵涉到增加了法官的权力的问题，自然就会想到“谁来监督法官”、 “怎么能相信法官就是公正、中立的”之类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中立的法 官”虽然也是国家公务员，但是它的中立是一种必要的假设，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当然要 有“中立、公正”的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双方到庭、法官集中审理、直接言词审理、公开 审判、法官消极听审等一系列程序机制来实现；对于法官个人，还应当有专门的“法官遴选 委员会”、“司法执行委员会”等来保障法官裁判独立、公正。我国目前对法院和法官的制 约也即司法受制的制度不完善，不应当成为否认强制措施要由中立的第三者裁判的理由。将 追诉者的强制措施决定权分离出来，有利于克服追诉者天然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倾向 的人性弱点。这是人权公约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对执法权力进行制约的普遍做 法。而在这种受到制约的中立的司法权力确定之后，接受裁判者维护其权威、不以“纠正违 法意见”这种居高临下的形式进行程序监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以上问题质疑现行检察制度，目的是为了让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安排更加合理，使 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权更加能够体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目的，实现刑事诉讼“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两重价值的合理平衡与协调，谈不上“别有用心”。 检察制度是否能够质疑之争，让我想起了 1995 年关于“免予起诉”的存废之争，当时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官员和学者也是极力主张“免予起诉”不能废除，试图保留这种全世界绝 无仅有的法院以外的机关有定罪权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在 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最后一 次全国诉讼法年会（武汉会议）上，最高检察院领导还作了“免予起诉不能废除”的长篇报 告。但是，立法机关最后力排众议采纳了绝大多数学者的主张，确立了法院统一定罪原则， 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改成了不具备定罪效力的“酌定不起诉”制度。 检察机关的官员和学者在研究检察制度时，几乎用统一的声音强调：检察机关是法律监 督机关从而可以监督任何其他机关的至上地位、主张检察机关现有一切权力都是正当的而不 能分离出来，这样的立场让人费解。因为不管检察机关有多少职能和权力，都是人民给的权 力，多和少、增加和取消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权力的合理设置和分布，都不能说提高或者降低 了检察机关的地位，怎能认为维持和增加就一定是合理的，而相反就是不合理的呢？检察机 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它不存在自己的“部门利益”，他们在讨论检察制度的理论问题时， 首先需要学术上的“客观公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