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 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 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 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 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 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 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 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 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 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 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 一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卞案研究】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一一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里 很仔细地读过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关于北师大附属女中1966年8月两起事件的文章 和访谈。这组文章无疑引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因为当年“彬彬”改成“要武”的影响极大，事件 发生时我刚读小学六年级，虽然是远离北京的武汉，我的小学却也由“和平小学”改成了“要武小 学”。我家长年订阅《光明日报》，对宋要武的那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宋彬彬来武汉也有所耳闻， 只是消息从大字报而来，真假不辨，今天方知确有此事。 澄清历史真相当然很有必要，尤其是当事人都还健在的时候，这是一种最起码的责任。故意 遗忘历史，把谜语留给后人猜测，是懦夫的表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 民间自发的历史回顾中，主要还是撇清居多，少见主动的历史承担者。而后者才应该是“记忆” 真正迫切之需要。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一直认为， 文革不止是领袖的文革，也不止是“四人帮”的文革。文革是大家的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文 革。反思文革，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更应该弄清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反思比起甄 别历史真相更有意义，更具震撼力，更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更能在理性的层次上杜 绝文革惨剧的重演。但是，这种反思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决定于几千年传统文化 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先天人格缺陷，而克服这种人格缺陷又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事情。这个缺陷简 言之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坚信自己本心的真诚，坚信自己有善良的愿望，坚信自己的本质是好的， 之所以做错事，是认识不够，是受了外界的影响，是被一时蒙蔽。“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就以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为例，也不难看出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和影响力。 在访谈中，刘进讲到1966年8月6日早上，她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 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 100 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 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 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 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 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 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 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 年 1 月 24 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 6 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 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 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 【卞案研究】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 里 很仔细地读过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关于北师大附属女中 1966 年 8 月两起事件的文章 和访谈。这组文章无疑引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因为当年“彬彬”改成“要武”的影响极大，事件 发生时我刚读小学六年级，虽然是远离北京的武汉，我的小学却也由“和平小学”改成了“要武小 学”。我家长年订阅《光明日报》，对宋要武的那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宋彬彬来武汉也有所耳闻， 只是消息从大字报而来，真假不辨，今天方知确有此事。 澄清历史真相当然很有必要，尤其是当事人都还健在的时候，这是一种最起码的责任。故意 遗忘历史，把谜语留给后人猜测，是懦夫的表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 民间自发的历史回顾中，主要还是撇清居多，少见主动的历史承担者。而后者才应该是“记忆” 真正迫切之需要。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一直认为， 文革不止是领袖的文革，也不止是“四人帮”的文革。文革是大家的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文 革。反思文革，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更应该弄清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反思比起甄 别历史真相更有意义，更具震撼力，更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更能在理性的层次上杜 绝文革惨剧的重演。但是，这种反思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决定于几千年传统文化 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先天人格缺陷，而克服这种人格缺陷又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事情。这个缺陷简 言之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坚信自己本心的真诚，坚信自己有善良的愿望，坚信自己的本质是好的， 之所以做错事，是认识不够，是受了外界的影响，是被一时蒙蔽。“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就以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为例，也不难看出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和影响力。 在访谈中，刘进讲到 1966 年 8 月 6 日早上，她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