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对国家的重新思考:科层场域的起源及其结构④ 对国家的思考就是冒险去占有(或被占有)一种关于国家的思想,去适应一种关于国家 范畴的思想,这个思想由国家制造并加以保证,从而使人们错认其为最深刻的真理。这个说 法看似抽象和预断,但是如果在本文行将结束时,人们同意回到这个起点,同意国家的主要 权力之一就是制造并强加于人各种思想范畴(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一一我们会自然而 然地将这些思想范畴运用于社会世界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在内:那么,人们会比较容 易地接受这个命题 然而首先,为了更直观地把握这一分析,暴露那种总是由国家来思考、而我们却相信是 我们自己在思考的危险,我愿意引用托马斯·伯纳德( Thomas Bernhard)在《旧主们》中的 段话 学校就是国家学校,年轻人在那里被转化为国家人,从而只会变成国家的支持者。走进 学校,我就是在走进国家;既然国家戕害人民,我也就是在走进毁灭人民的机构里…国家强 迫着我,如同对其他每个人一样,闯入我的自我,使我温顺地向着它—国家,国家把我改 造为一个国家人,一个遵守规则的、登记过了的、培训过了的、处理完成了的、堕落了的、 心情沮丧的人,如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当我们望着人民,我们仅仅看到了国家的人民、国家 的仆人,就像我们可以十分准确地说,他们毕生服务于国家,因此也是毕生服务于非人性。1 托马斯·伯纳德的独特修饰手法一一无节制而夸张的诅咒一一和我的意图倒很是适配 即对国家和关于国家的思想进行夸张式地质疑。因为一旦涉及国家,人们就不会抱足够的怀 疑态度。而且,虽然文学的夸张由于在其无节制中降低了认识力,并因此总是冒着自我埋没 的风险,但托马斯·伯纳德所说的话仍应被严肃地对待:即为了抓住任何思考国家的机会一 国家通过那些试图思考国家的人(比如黑格尔和涂尔干)也在思考自身—一,必须努力地 质疑所有那些预先假设和预先建构之物,它们已经融入现实,既通过分析者提供的思想,也 通过分析本身。 因此,有必要破除先入之见和预构假设一—所有这些东西由于印刻在显而易见的日常经 验中而从未被如此公开宣示,同时那些最为警醒的思想也建立在这整个未经思考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项困难的、或许是无休止的工作,并常常被曲解,而且对其曲解的人也不光是遭其抨 击的那些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现在存在一种趋势,在偏见或政治压力的鼓动下(比如在某 些国家特殊案例中的无政府倾向,艺术领域中持相对主义论的庸才们嘲弄传统的冲劲,公众 舆论中的反民主主义倾向),把那些本来是和应该是认识论的问题降格为政治性的问题。有如 迪迪厄·艾略蓬( Didier eribon)在对米歇尔·福科的分析中所卓有成效指出的:有很大的可 能,激进主义认识论( epistemic radicalism)根基于颠覆性的冲动和倾向,是它的升华和超越 因此,当人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道德遵奉主义”( moral conformism),而且是“逻辑遵奉主 义 conformism 是思想的基本结构一一时,就会同时反对两类人:一类人是 那些发现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无任何错误的人,这些人在激进主义认识论中只看到一种决定 o Pierre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 the Theory of Action, pp35-63, Polity Press, 1998１ 46.5 对国家的重新思考：科层场域的起源及其结构① 对国家的思考就是冒险去占有（或被占有）一种关于国家的思想，去适应一种关于国家 范畴的思想，这个思想由国家制造并加以保证，从而使人们错认其为最深刻的真理。这个说 法看似抽象和预断，但是如果在本文行将结束时，人们同意回到这个起点，同意国家的主要 权力之一就是制造并强加于人各种思想范畴（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我们会自然而 然地将这些思想范畴运用于社会世界的所有事物，包括国家本身在内；那么，人们会比较容 易地接受这个命题。 然而首先，为了更直观地把握这一分析，暴露那种总是由国家来思考、而我们却相信是 我们自己在思考的危险，我愿意引用托马斯·伯纳德（Thomas Bernhard）在《旧主们》中的 一段话， 学校就是国家学校，年轻人在那里被转化为国家人，从而只会变成国家的支持者。走进 学校，我就是在走进国家；既然国家戕害人民，我也就是在走进毁灭人民的机构里… 国家强 迫着我，如同对其他每个人一样，闯入我的自我，使我温顺地向着它——国家，国家把我改 造为一个国家人，一个遵守规则的、登记过了的、培训过了的、处理完成了的、堕落了的、 心情沮丧的人，如同其他每个人一样。当我们望着人民，我们仅仅看到了国家的人民、国家 的仆人，就像我们可以十分准确地说，他们毕生服务于国家，因此也是毕生服务于非人性。１ 托马斯·伯纳德的独特修饰手法——无节制而夸张的诅咒——和我的意图倒很是适配， 即对国家和关于国家的思想进行夸张式地质疑。因为一旦涉及国家，人们就不会抱足够的怀 疑态度。而且，虽然文学的夸张由于在其无节制中降低了认识力，并因此总是冒着自我埋没 的风险，但托马斯·伯纳德所说的话仍应被严肃地对待：即为了抓住任何思考国家的机会— —国家通过那些试图思考国家的人（比如黑格尔和涂尔干）也在思考自身——，必须努力地 质疑所有那些预先假设和预先建构之物，它们已经融入现实，既通过分析者提供的思想，也 通过分析本身。 因此，有必要破除先入之见和预构假设——所有这些东西由于印刻在显而易见的日常经 验中而从未被如此公开宣示，同时那些最为警醒的思想也建立在这整个未经思考的基础之上。 这是一项困难的、或许是无休止的工作，并常常被曲解，而且对其曲解的人也不光是遭其抨 击的那些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现在存在一种趋势，在偏见或政治压力的鼓动下（比如在某 些国家特殊案例中的无政府倾向，艺术领域中持相对主义论的庸才们嘲弄传统的冲劲，公众 舆论中的反民主主义倾向），把那些本来是和应该是认识论的问题降格为政治性的问题。有如 迪迪厄·艾略蓬（Didier Eribon）在对米歇尔·福科的分析中所卓有成效指出的：有很大的可 能，激进主义认识论（epistemic radicalism）根基于颠覆性的冲动和倾向，是它的升华和超越。 因此，当人们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道德遵奉主义”（moral conformism），而且是“逻辑遵奉主 义”（logical conformism）——这是思想的基本结构——时，就会同时反对两类人：一类人是 那些发现这个世界如其所是而无任何错误的人，这些人在激进主义认识论中只看到一种决定 ① Pierre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pp35-63, Pol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