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活动范围,意味着古人捕杀动物难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华南一带主要捕猎对象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大部分在冰期后灭绝。这些变化迫使古人不得不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一部 分开始从事种植和驯养业,全新世气候条件改善为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部 分则将注意力转向水域。海平面变化是华南地区沿海环境演变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全 新世以来的海平面变化时。末次冰期后,海平面迅速上升,华南沿海地区开始接受大规 模海侵。此期间海平面迅速上升期(10000~6500BP),其中7500BP时已达现今海平面 高海平面时期(6500-4000BP),海平面普遍高于现今1.5-3.0m2+2。河水和海水相互交汇 来自陆上和海洋的各种营养物质在浅海地区聚集,使得该区成为水生生物的良好栖息地 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贝类和鱼类来源,吸引先民进入该区从事捕捞和采集业,从而产生了 独特的华南沿海地区新石器贝丘文化。这种独特的贝丘文化主要是以采集、渔猎为主 可能也兼营原始农业,如种植薯、芋等块茎类作物等間。 鲤鱼墩遗址位于雷州半岛西海岸,地处海陆交接处,自然条件复杂,景观生态类型 颇多,包括陆生景观、海岸景观、沿岸浅海景观。雷州半岛由玄武岩丘陵和台地构成 地表相对平坦,但地质灾害较为突出。古地理学研究表明,整个华南沿海地带史前时期 的气候与现在大致相似,甚至更加湿热,生物资源更为丰富。一方面,华南沿海地区在 6500~4000BP之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气候湿热,加上海侵的作用,海生生物格外繁盛, 贝类和鱼类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古人发展其水产捕捞业和采集业:另一方面,此时期沿 海从事捕捞业的先民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下生活,这有利于鲤鱼墩早期先 民发展起稳定的海产捕捞业及采集业。 考古资料显示,鲤鱼墩遗址第一期陶器的部分特征与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的相似 鲤鱼墩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与顶蛳山遗址第三期的年代相当,而鲤鱼墩遗址第三、四期的 陶器特征则比较接近珠江三角洲商时期的。植硅石分析显示,顶蛳山遗址第四期(年 代为6,000BP前后)出现数量可观的稻属植硅石,表明稻作农业已经进入顶蛳山人的生 活例。鲤鱼墩遗址兽骨组成简单,鹿类占绝大多数,鱼脊椎骨数量也多。从水鹿和水牛 牙齿磨损程度来看,被杀者均为老年和幼年个体,青壮年个体极少,不像人工饲养的情 况下提供肉食的群体。鱼类品种较少,贝类品种丰富。研究者据此推测当时的社会经济是 以捕捞采集为主,辅以狩猎的综合经济。 生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的牙齿磨耗程度远远超过北方地 区的人群,龋齿率偏高,可能与华南地区渔猎一采集经济方式下的饮食结构有关。牙 釉质的微痕分析表明,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牙釉质表面的磨损和崩裂现象可能与经常使用 海洋性食物有关。鲤鱼墩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也显示,其先民主要以海生类作 为主要食物来源,陆生食物在人类的食物中只居次要地位国。 依据上述古环境学和考古学信息,我们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鲤鱼墩遗址史前 人类是否如考古学研究所推测的那样,是营典型的渔猎一采集型生业方式?考虑到该遗址 与顶蛳山文化的联系以及顶蛳山遗址晩期出现稻作迹象的事实,鲤鱼墩遗址是否可能正处 于由渔猎一采集型生业方式向农业型生业方式转变的时期? 近十年来,依据人类遗骸进行文化行为研究已成为国际考古学的热点,特别是骨骼 生物力学分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方法是将长骨骨干视为中空的柱状体,依据‌• 4 • 人 类 学 学 报 35 卷 物的活动范围，意味着古人捕杀动物难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华南一带主要捕猎对象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大部分在冰期后灭绝。这些变化迫使古人不得不寻求新的食物来源。一部 分开始从事种植和驯养业，全新世气候条件改善为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部 分则将注意力转向水域。海平面变化是华南地区沿海环境演变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全 新世以来的海平面变化 [23]。末次冰期后，海平面迅速上升，华南沿海地区开始接受大规 模海侵。此期间海平面迅速上升期（10000~6500 BP），其中 7500 BP 时已达现今海平面； 高海平面时期（6500~4000 BP），海平面普遍高于现今 1.5~3.0m[24-25]。河水和海水相互交汇， 来自陆上和海洋的各种营养物质在浅海地区聚集，使得该区成为水生生物的良好栖息地， 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贝类和鱼类来源，吸引先民进入该区从事捕捞和采集业，从而产生了 独特的华南沿海地区新石器贝丘文化。这种独特的贝丘文化主要是以采集、渔猎为主 [26]， 可能也兼营原始农业，如种植薯、芋等块茎类作物等 [11]。 鲤鱼墩遗址位于雷州半岛西海岸，地处海陆交接处，自然条件复杂，景观生态类型 颇多，包括陆生景观、海岸景观、沿岸浅海景观。雷州半岛由玄武岩丘陵和台地构成， 地表相对平坦，但地质灾害较为突出。古地理学研究表明，整个华南沿海地带史前时期 的气候与现在大致相似，甚至更加湿热，生物资源更为丰富。一方面，华南沿海地区在 6500~4000 BP之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气候湿热，加上海侵的作用，海生生物格外繁盛， 贝类和鱼类资源丰富，十分有利于古人发展其水产捕捞业和采集业；另一方面，此时期沿 海从事捕捞业的先民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下生活 [27]，这有利于鲤鱼墩早期先 民发展起稳定的海产捕捞业及采集业。 考古资料显示，鲤鱼墩遗址第一期陶器的部分特征与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的相似， 鲤鱼墩遗址第二期的年代应与顶蛳山遗址第三期的年代相当，而鲤鱼墩遗址第三、四期的 陶器特征则比较接近珠江三角洲商时期的 [2, 28]。植硅石分析显示，顶蛳山遗址第四期（年 代为 6,000BP 前后）出现数量可观的稻属植硅石，表明稻作农业已经进入顶蛳山人的生 活 [29]。鲤鱼墩遗址兽骨组成简单，鹿类占绝大多数，鱼脊椎骨数量也多。从水鹿和水牛 牙齿磨损程度来看，被杀者均为老年和幼年个体，青壮年个体极少 [2]，不像人工饲养的情 况下提供肉食的群体。鱼类品种较少，贝类品种丰富。研究者据此推测当时的社会经济是 以捕捞采集为主，辅以狩猎的综合经济 [2]。 生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表明，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的牙齿磨耗程度远远超过北方地 区的人群，龋齿率偏高，可能与华南地区渔猎－采集经济方式下的饮食结构有关 [30]。牙 釉质的微痕分析表明，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牙釉质表面的磨损和崩裂现象可能与经常使用 海洋性食物有关 [31]。鲤鱼墩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也显示，其先民主要以海生类作 为主要食物来源，陆生食物在人类的食物中只居次要地位 [32]。 依据上述古环境学和考古学信息，我们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鲤鱼墩遗址史前 人类是否如考古学研究所推测的那样，是营典型的渔猎－采集型生业方式？考虑到该遗址 与顶蛳山文化的联系以及顶蛳山遗址晚期出现稻作迹象的事实，鲤鱼墩遗址是否可能正处 于由渔猎－采集型生业方式向农业型生业方式转变的时期？ 近十年来，依据人类遗骸进行文化行为研究已成为国际考古学的热点，特别是骨骼 生物力学分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方法是将长骨骨干视为中空的柱状体，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