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军: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的骨骼生物力学分析 期和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一期有较多共同因素,鲤鱼墩2层釜、罐与珠江三角洲已趋同凹。 目前的“C测年数据有:探方0702(T0702)第4层碳土样本为5160±100BP、第4 层贝屑样本为4820±100BP、第2层贝屑样本为4660±100BP;T0502第4层贝壳样本为 5050100BP。原报告中未说明这些C测年数据是否为校正后的数据。在已发掘的墓葬 中,2003年度遂溪鲤鱼墩6号墓(03SLM6)、03SLM7和03SLM8都开口于第5层下, 打破第6层。03SLM6和03SLM7位于2号房址(F2)内,打破F2,不排除二者为房内 埋葬的可能性。03SLM5与上述三座墓葬均属于第二期,年代约在7,0006,000BP。03SL MⅠ、M2、M3和M4属于第三期,均位于第1层之B层下。这些墓葬的共同特点是墓坑较小 葬式为侧身屈肢,下肢蜷曲似抱膝状。颅骨形态学硏究表明鲤鱼墩人属于蒙古大人种的范 畴,是古华南类型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大陆东南亚地区史前人类的形态学联系较为密切国。 在构建华南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过程中,考古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了其古老性、多样 性和复杂性吗。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主要体现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农业起源、生 业方式和埋葬习俗方面。虽然已有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揭示了许多华南史前时期重要遗址 的文化特征,但由于发表资料相对较少,研究内容略显单一,华南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 列还需要进一步构建。目前尚缺乏对其文化复杂现象的综合阐释,不能深入地分析某些 重要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与此同时,在试图构建华南史前人类文化行为和生活史的 完整图景时,考古学者和其他相关学者们都不得不面对着有效信息相对匮乏的困境。例如 不能依据墓葬形制判断特殊葬俗及其埋葬过程;不能依据出土器物确认史前华南地区人工拔 牙现象的存在及其分布;更无法解释个体劳作的方式和强度、身体发育状况、饮食偏好 别分工或食物分配等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分析人类文化行为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 如何获取更多有效信息,以便科学地解答上述问题便成为了当下华南史前考古学的新课题。 国外学者依据人骨的分析,对泰国史前“内陆型”与“海岸型”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两类遗址居民的生活史细节,并探讨了当时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模 式。按照地理位置和相关考古学信息,华南史前遗址除了可分为洞穴、贝丘或河岸台 地等类型外,也可被划分为“内陆型”与“海岸型”。两类遗址在文化性质上虽有诸多相 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例如,内陆型遗址大多盛行曲肢葬,无人工拔 牙现象,顶蛳山遗址中甚至出现了肢解葬这种特殊的葬式;海岸型遗址大多盛行仰身直肢 葬,存在人工拔牙现象 者在生业方式上虽己被推测为渔猎一采集类型,但由于居 住环境的差异,二者在食物获取和饮食结构上也存在诸多不同。“华南线”假说的提出正 是试图区分二者文化边界的一种尝试。如何科学地阐释这两类遗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 异将是重构华南史前文化框架和序列的基础和关键。 人类的行为活动和社会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华南地区史前时期 人类经济活动和文化变迁与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关系密切。古环境学和生物考古学的研 究显示,该区域史前时期气候环境优越,动植物资源充足,为当地史前人类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来源,使得当时的人们可以从事稳定的渔猎、采集活动。其中包括猎取陆上野生动物, 如鹿、象、兔、鸟等:另外包括捕捞水中的鱼虾和海生软体动物牡蛎、文蛤、魁蛤和陆生 水中软体动物田螺、乌蛳等。同时,可能采集可食的植物根、茎、果实等l22。末次冰 期以后,全球的环境和动植物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森林面积迅速扩大,增加了动4 期 李法军：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的骨骼生物力学分析 • 3 • 期和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一期有较多共同因素，鲤鱼墩 2 层釜、罐与珠江三角洲已趋同 [2]。 目前的 14 C 测年数据有：探方 0702（T0702）第 4 层碳土样本为 5160±100BP、第 4 层贝屑样本为 4820±100BP、第 2 层贝屑样本为 4660±100BP；T0502 第 4 层贝壳样本为 5050±100BP[2]。原报告中未说明这些 14 C 测年数据是否为校正后的数据。在已发掘的墓葬 中，2003 年度遂溪鲤鱼墩 6 号墓（03SL M6）、03SL M7 和 03SL M8 都开口于第 5 层下， 打破第 6 层。03SL M6 和 03SL M7 位于 2 号房址（F2）内，打破 F2，不排除二者为房内 埋葬的可能性。03SL M5 与上述三座墓葬均属于第二期，年代约在 7,000-6,000BP。03SL M1、M2、M3和M4属于第三期，均位于第1层之B层下。这些墓葬的共同特点是墓坑较小， 葬式为侧身屈肢，下肢蜷曲似抱膝状。颅骨形态学研究表明鲤鱼墩人属于蒙古大人种的范 畴，是古华南类型的一个地方类型，与大陆东南亚地区史前人类的形态学联系较为密切 [3]。 在构建华南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过程中，考古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了其古老性、多样 性和复杂性 [4-5]。对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主要体现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农业起源、生 业方式和埋葬习俗方面 [6-11]。虽然已有的考古学研究已经揭示了许多华南史前时期重要遗址 的文化特征，但由于发表资料相对较少，研究内容略显单一，华南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 列还需要进一步构建 [12-17]。目前尚缺乏对其文化复杂现象的综合阐释，不能深入地分析某些 重要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与此同时，在试图构建华南史前人类文化行为和生活史的 完整图景时，考古学者和其他相关学者们都不得不面对着有效信息相对匮乏的困境。例如， 不能依据墓葬形制判断特殊葬俗及其埋葬过程；不能依据出土器物确认史前华南地区人工拔 牙现象的存在及其分布；更无法解释个体劳作的方式和强度、身体发育状况、饮食偏好、性 别分工或食物分配等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分析人类文化行为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 如何获取更多有效信息，以便科学地解答上述问题便成为了当下华南史前考古学的新课题。 国外学者依据人骨的分析，对泰国史前 “ 内陆型 ” 与 “ 海岸型 ” 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两类遗址居民的生活史细节，并探讨了当时考古学文化间的交流模 式 [18]。按照地理位置和相关考古学信息，华南史前遗址除了可分为洞穴、贝丘或河岸台 地等类型外，也可被划分为 “ 内陆型 ” 与 “ 海岸型 ”。两类遗址在文化性质上虽有诸多相 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例如，内陆型遗址大多盛行曲肢葬，无人工拔 牙现象，顶蛳山遗址中甚至出现了肢解葬这种特殊的葬式；海岸型遗址大多盛行仰身直肢 葬，存在人工拔牙现象 [19]。二者在生业方式上虽已被推测为渔猎－采集类型，但由于居 住环境的差异，二者在食物获取和饮食结构上也存在诸多不同。“ 华南线 ” 假说的提出正 是试图区分二者文化边界的一种尝试 [19]。如何科学地阐释这两类遗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 异将是重构华南史前文化框架和序列的基础和关键。 人类的行为活动和社会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华南地区史前时期 人类经济活动和文化变迁与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关系密切。古环境学和生物考古学的研 究显示，该区域史前时期气候环境优越，动植物资源充足，为当地史前人类提供了丰富的 食物来源，使得当时的人们可以从事稳定的渔猎、采集活动。其中包括猎取陆上野生动物， 如鹿、象、兔、鸟等；另外包括捕捞水中的鱼虾和海生软体动物牡蛎、文蛤、魁蛤和陆生 水中软体动物田螺、乌蛳等。同时，可能采集可食的植物根、茎、果实等 [11, 20-22]。末次冰 期以后，全球的环境和动植物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森林面积迅速扩大，增加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