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压力下，美国与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将军队撒离台湾。但美国又表明，台湾 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北京的任何非和平企图，均被视为对地区和平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同时， 美国又与台湾维持着名为民间，实为准官方的密切关系。 美国对华对台的双轨dual track)政策，加上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对维系l979年 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status quo)起了较大的作用。虽然《与台湾关系法》 没有在法律上要求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但该法暗示如果北京企图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换言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隶属于“和平解决”原则，原则高于政策。) 华盛顿并未将台湾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有其既定的弱点。 如果北京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台北继续推行渐进的“法理台独”路线而最终跨越北京的红线，华盛 顿将不得不在与中国兵我相见和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两难的抉择。 美国双轨政策所隐含的另一潜在问题是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这样一个结果开放open-ended)的问题， 加上全球环境和两岸关系的改变，激发了美国内部的政策辩论和调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北京和台北都 试图借助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演变。九十年代以来，台北要求美国支持其获 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北京则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台湾问题，同时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尽早统一。北京和台北 对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角色的不同期望，加上美国内部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偏好和战略考虑，致使美国在后冷 战时代在对华对台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矛盾和多变的政策。 二、美国的平衡交往政策？ 台湾难题的存在，使美国无法对两岸维持一条前后一致、平衡交往(evenhanded)的政策。20世纪90 年代的上半期堪称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期。苏东政权相继垮台，一时间降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制 定者的战略重要性。80年代期间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则使美国的公共舆论朝向有利台湾的方面 倾斜。基于上述认知(perception)和争取选票的考虑，老布什政府大幅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关税暨 贸易总协议(GATT),对台出售150架F-16战机，允许美国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这一战略倾斜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继续发展。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将外交政策隶属于内政问 题之下，使国会议员得以支持行政当局的国内政策为条件，获得对台湾问题的操控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 宫在1994年秋天宣布了一系列的对台政策调整，包括将台湾驻美机构“北美协调会”改为“台北经济文化 代表处”，进一步放宽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资格为加入前提的国际组织。1995 年白宫鉴于国会压倒多数的意见，被迫决定接受李登辉对康奈尔大学的“私人”访问。 台北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务实外交”，以李登辉访美达到高峰。但这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双轨政策的弱点， 在90年代后半期诱发了另一轮的政策调整。虽然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了一些美国人士对台湾安全 的关心和同情，但危机也提醒华盛顿意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持续中心地位(continu ing centrality).向以及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经过台海危机后的激烈公共辩论和政策检视，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与 中国全面交往(com prehensive engagem ent)的政策，寻求北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的合作，以此取代对 中国的对抗和遏制政策。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虽然口头宣称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但微妙地调整了其在台湾 事务上的立场。华盛顿通过限制台湾领导人在美国的活动，对台北的“务实外交”泼了冷水。“副总统”连战 于1997年初获得赴美过境签证的条件是，不得与美国官方人士会面及参加公共活动。李登辉于同年9月在前 往中美洲途中过境夏威夷，也受到同样限制。而就在李出访前夕，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aey Ro)公开宣称美国在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台北无异于当头棒喝。可 46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46· 在北京的压力下，美国与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并将军队撤离台湾。但美国又表明，台湾 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北京的任何非和平企图，均被视为对地区和平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同时， 美国又与台湾维持着名为民间，实为准官方的密切关系。 美国对华对台的双轨(dual track)政策，加上美国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对维系 1979 年 以来海峡两岸之间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status quo）起了较大的作用。 虽然《与台湾关系法》 没有在法律上要求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但该法暗示如果北京企图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将采取相应的措施。[2]换言之，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隶属于“和平解决”原则，原则高于政策。[3] 华盛顿并未将台湾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国的双轨政策和战略模糊策略，有其既定的弱点。 如果北京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台北继续推行渐进的“法理台独”路线而最终跨越北京的红线，华盛 顿将不得不在与中国兵戎相见和放弃台湾之间进行两难的抉择。 美国双轨政策所隐含的另一潜在问题是如何界定和维持现状。这样一个结果开放(open-ended)的问题, 加上全球环境和两岸关系的改变，激发了美国内部的政策辩论和调整。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北京和台北都 试图借助其与美国的关系，使两岸关系朝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演变。九十年代以来，台北要求美国支持其获 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北京则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台湾问题，同时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尽早统一。[4]北京和台北 对美国在台海问题上角色的不同期望，加上美国内部不同利益团体的价值偏好和战略考虑，致使美国在后冷 战时代在对华对台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矛盾和多变的政策。 二、美国的平衡交往政策？ 台湾难题的存在，使美国无法对两岸维持一条前后一致、平衡交往（evenhanded）的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半期堪称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期。苏东政权相继垮台，一时间降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制 定者的战略重要性。80 年代期间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则使美国的公共舆论朝向有利台湾的方面 倾斜。基于上述认知（perception）和争取选票的考虑，老布什政府大幅提升美台关系，支持台湾加入关税暨 贸易总协议（GATT），对台出售 150 架 F-16 战机，允许美国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台湾。 美国的这一战略倾斜趋势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继续发展。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将外交政策隶属于内政问 题之下，使国会议员得以支持行政当局的国内政策为条件，获得对台湾问题的操控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 宫在 1994 年秋天宣布了一系列的对台政策调整，包括将台湾驻美机构“北美协调会”改为“台北经济文化 代表处”，进一步放宽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支持台湾参与不以国家资格为加入前提的国际组织。[5]1995 年白宫鉴于国会压倒多数的意见，被迫决定接受李登辉对康奈尔大学的“私人”访问。 台北突破一个中国框架的“务实外交”，以李登辉访美达到高峰。但这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双轨政策的弱点， 在 90 年代后半期诱发了另一轮的政策调整。虽然 1995-1996 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了一些美国人士对台湾安全 的关心和同情，但危机也提醒华盛顿意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持续中心地位(continuing centrality) [6]以及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经过台海危机后的激烈公共辩论和政策检视，克林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与 中国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寻求北京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与美国的合作，以此取代对 中国的对抗和遏制政策。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美国虽然口头宣称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但微妙地调整了其在台湾 事务上的立场。华盛顿通过限制台湾领导人在美国的活动，对台北的“务实外交”泼了冷水。“副总统”连战 于 1997 年初获得赴美过境签证的条件是，不得与美国官方人士会面及参加公共活动。李登辉于同年 9 月在前 往中美洲途中过境夏威夷，也受到同样限制。而就在李出访前夕，时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tanley Roth)公开宣称美国在 1995 年允许李登辉访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台北无异于当头棒喝。[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