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期 李荣博: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文本叙写中。从而弱化了文本的情节性,使其呈消化、吸纳:又受中国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 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闲谈特色叫。此时,小说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式的历史感的浸染, 是说话,就是闲谈,就是街谈巷议,回归到了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如李劼人的三部 的原初本意。通篇叙述中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曲)已隐见史诗性的追求。其后,文学界对“现实主 重大的历史场景,没有激烈的冲突,反而为日常义”的标举,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列夫·托 化的、世俗生活的细节充斥,意趣盈然,高度保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以及其史诗性巨著,又为小 真,但却切近生存,深入人心而叙述节点上的说界提供了创作效仿的典范。从解放区文学到 荡开与回笼,过渡极为自然,有时甚至使用了意“十七年”文学,一方面,“史诗性”已成为越来越 识流手法,使叙述高度符合“说话”与“闲谈”的特普遍化的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情结;另一方面, 质。《群山绝响》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史诗性”又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捆绑在了一起 事件、小细节、小丑小怪、小奸小恶、小利小想、小在新时期文学直至21世纪文学创作中,伴随文 悲小喜。小说敞开的世界,简淡如尺幅水墨,简淡学理念、流派追求的多样化,“史诗性”追求已被 如连环画。 淡化,但仍是游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挥之不去 其语言风格也是简淡的,通篇不作愤激语,的幽灵。史诗性小说,可以说是史、思、诗的高度 不作批判语,不作绚丽语,不作惊人语。描人、状融合。“史”的维度,追求以宏大的时空跨度再现 物、绘事,聊聊数语,用笔极简,却入木三分,世事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演进和精神演化 洞明。虽然是全知叙述,但讲叙者的声音平和、冷的路径,追求摹写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追求 静、舒缓、淡然,不悲天悯人,也不故作高深,通篇对历史实相、个体与整体的人之生存及命运的揭 无重言,无寓言,无急言,无矫饰语,多口语,既不示。“思”的维度,追求对人之欲求与困顿,良知 卖弄学问,也不卖弄思想。 道德,奋进与堕落等人之复杂性的探求,追求对 其人物塑造,也是简淡的。从不浓墨重彩地、人的处境性行为、社会化型塑、历史性吊诡状况 全方位地塑造人物,很少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的呈现,追求天人之际的复杂因缘,追求终极关 也不刻意使用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总是抓住人怀。“诗”的维度,是“史”与“思”的落脚点,强调的 物的几个主要特征,几个细节,以漫画和白描的是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的高妙圆融,意境风格上 手法,寥寥数笔,便使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却不深的阔大、幽深,崇高与悲壮。在80年代以前,较长 度开挖人物,无意于人物的复杂和丰满。小说虽的历史跨度,宏阔深远的历史背景,重大的历史 人物众多,却个个人淡如菊。《群山绝响》如一杯事件,深沉的命题,杰出而高大的、甚或英雄式的 春茶,虽简淡,却并不寡味。 人物,崇高的美学风格,形成了宏大叙事,几成史 、非史诗性叙写 诗性小说的标配。但随着80年代以来的思想启 《群山绝响》虽也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文蒙及思想解放的推进,哲学观念上的转换,文学 革”这样一个可被看作极端处境的大时代,与同理念、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差异化,从 类作品相较,最显见的特点,是其跳出了弥漫于更深层次来说,源于文学对人类生活及生存真实 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史诗性追求”的窠臼。 性深度呈现的追寻,容易导致假、大、空和概念化 萦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心头的史诗情结,虽的宏大叙事、英雄摹写和崇高风格,遭到厌弃。比 其来有自,成因却极为复杂。概1902年梁启超提如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宏大 倡“小说革命”始,已为其埋下了根芽。“欲新一国性,向民间的、草根化历史,向口述的历史回归 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新写实小说向日常性的事件、琐碎生活、平庸人 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物的平凡生存状态的真实性还原。宏大叙事在很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大的程度上被从“史诗性”追求中剥离了出去,从 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赋予新而使“史诗性”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不再 小说以沉重的历史使命,注定了新小说要直面大摹写高大杰出的人物,而是以小人物、平凡的人 时代,要直面重大、复杂而深沉的命题,要直面可物甚至比平凡人心智更不成熟的幼童、白痴、癫 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再加上对本就有漫长史诗狂者作为刻画的对象,例如贾平凹的《秦腔》、莫 传统的西方文学(最直接如“长河小说”)的接受、言的《生死疲劳》等。其次,不再描写或极大消减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文本叙写中。从而弱化了文本的情节性，使其呈 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闲谈特色[1]。此时，小说就 是说话，就是闲谈，就是街谈巷议，回归到了小说 的原初本意。通篇叙述中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 重大的历史场景，没有激烈的冲突，反而为日常 化的、世俗生活的细节充斥，意趣盈然，高度保 真，但却切近生存，深入人心[2-3]。而叙述节点上的 荡开与回笼，过渡极为自然，有时甚至使用了意 识流手法，使叙述高度符合“说话”与“闲谈”的特 质。《群山绝响》讲叙小地方、小人物、小场景、小 事件、小细节、小丑小怪、小奸小恶、小利小想、小 悲小喜。小说敞开的世界，简淡如尺幅水墨，简淡 如连环画。 其语言风格也是简淡的，通篇不作愤激语， 不作批判语，不作绚丽语，不作惊人语。描人、状 物、绘事，聊聊数语，用笔极简，却入木三分，世事 洞明。虽然是全知叙述，但讲叙者的声音平和、冷 静、舒缓、淡然，不悲天悯人，也不故作高深，通篇 无重言，无寓言，无急言，无矫饰语，多口语，既不 卖弄学问，也不卖弄思想。 其人物塑造，也是简淡的。从不浓墨重彩地、 全方位地塑造人物，很少肖像描写与心理描写， 也不刻意使用行动描写与语言描写。总是抓住人 物的几个主要特征，几个细节，以漫画和白描的 手法，寥寥数笔，便使一个人物跃然纸上。却不深 度开挖人物，无意于人物的复杂和丰满。小说虽 人物众多，却个个人淡如菊。《群山绝响》如一杯 春茶，虽简淡，却并不寡味。 一、非史诗性叙写 《群山绝响》虽也将故事和人物，安置在“文 革”这样一个可被看作极端处境的大时代，与同 类作品相较，最显见的特点，是其跳出了弥漫于 当代文学书写中的“史诗性追求”的窠臼。 萦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心头的史诗情结，虽 其来有自，成因却极为复杂。概 1902 年梁启超提 倡“小说革命”始，已为其埋下了根芽。“欲新一国 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 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 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4]梁启超赋予新 小说以沉重的历史使命，注定了新小说要直面大 时代，要直面重大、复杂而深沉的命题，要直面可 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再加上对本就有漫长史诗 传统的西方文学（最直接如“长河小说”）的接受、 消化、吸纳；又受中国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式的历史感的浸染，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小说中 （如李劼人的三部 曲）已隐见史诗性的追求。其后，文学界对“现实主 义”的标举，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列夫·托 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以及其史诗性巨著，又为小 说界提供了创作效仿的典范。从解放区文学到 “十七年”文学，一方面，“史诗性”已成为越来越 普遍化的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情结；另一方面， “史诗性”又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捆绑在了一起。 在新时期文学直至 21 世纪文学创作中，伴随文 学理念、流派追求的多样化，“史诗性”追求已被 淡化，但仍是游荡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挥之不去 的幽灵。史诗性小说，可以说是史、思、诗的高度 融合。“史”的维度，追求以宏大的时空跨度再现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演进和精神演化 的路径，追求摹写可作为时代风标的人物，追求 对历史实相、个体与整体的人之生存及命运的揭 示。“思”的维度，追求对人之欲求与困顿，良知、 道德，奋进与堕落等人之复杂性的探求，追求对 人的处境性行为、社会化型塑、历史性吊诡状况 的呈现，追求天人之际的复杂因缘，追求终极关 怀。“诗”的维度，是“史”与“思”的落脚点，强调的 是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的高妙圆融，意境风格上 的阔大、幽深，崇高与悲壮。在 80 年代以前，较长 的历史跨度，宏阔深远的历史背景，重大的历史 事件，深沉的命题，杰出而高大的、甚或英雄式的 人物，崇高的美学风格，形成了宏大叙事，几成史 诗性小说的标配。但随着 80 年代以来的思想启 蒙及思想解放的推进，哲学观念上的转换，文学 理念、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差异化，从 更深层次来说，源于文学对人类生活及生存真实 性深度呈现的追寻，容易导致假、大、空和概念化 的宏大叙事、英雄摹写和崇高风格，遭到厌弃。比 如新历史主义小说解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宏大 性，向民间的、草根化历史，向口述的历史回归； 新写实小说向日常性的事件、琐碎生活、平庸人 物的平凡生存状态的真实性还原。宏大叙事在很 大的程度上被从“史诗性”追求中剥离了出去，从 而使“史诗性”小说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不再 摹写高大杰出的人物，而是以小人物、平凡的人 物甚至比平凡人心智更不成熟的幼童、白痴、癫 狂者作为刻画的对象，例如贾平凹的《秦腔》、莫 言的《生死疲劳》等。其次，不再描写或极大消减 第 3 期 李荣博：为良知、常理、温情所交织的人间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