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发布时间:20080619浏览次数:586 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近代诗坛上崇尚宋诗的空气相对活跃。一般认为,道、咸间的宋诗运动直接发轫于 程恩泽。程恩泽(一七八五———八三七),字云芬,号春海,官至于户部侍郎。他认 为诗自性情岀,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岀”(《金石题咏汇编序》),推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 宋诗,开了“远俗、‘清介咐的风气(伍崇曜《程侍郎遗集跋》)。当时在诗坛上与他相呼 应的是祁藻。祁穴隽藻(一七九三 八六六),字叔颖,又字淳甫,后避讳改实 甫,号春圃。官至礼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同治初,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他也主 张通训诂,明义理(秦湘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为杜,为韩,为苏,为黄”(陈 衍《近代诗钞序》),其作品被陈衍《近代诗钞》赞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典范而 冠以卷首。程、祁两人身居高位,烜赫於世,此唱彼和,兴风作浪,宋诗运动乃得以有 力的开展。继程、祁之后,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都喜言宋诗。今从 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岀 何绍基何绍基(一七九九 八七三),字子贞,号东洲,晩号媛叟,道州 (今湖南道县)人。何绍基论诗的精乂和核心,在於标举了不俗¨这一概念。其《使黔诗 钞序》云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日;“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 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为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 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通。松不顾草,草不附 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泥涂草莽,纠纷拖沓,沾滞不别,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 多矣,莫善於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俗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 斯恉。 另外,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与汪菊土论诗》中解释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 俗ˆ时,一再声称:“俗非坏字眼,同流合污,黏泥带水之谓也。¨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 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也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 乎!”很清楚,他的不俗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俗的对立面"雅”,而是指有完美而鲜明的 个性:做人即要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有义则赴”,追求个性,诗文也要“要 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旁前人,不将就俗目”(《与汪菊士论诗》),表现个性。因 此,何绍基的“不俗说,与他朋友龚自珍的“尊情'论具有相通之处:都是或显或隐地反映 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两者稍有差异的是:一侧重在正面强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 和个性,一则倾向于从反面告诫诗人不要取消个性而趋向雷同;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而 使尊情'论带有强烈的忧世伤时甚至叛逆的色彩,一则以消极避世的精神而使不俗说带 有浓重的土大夫式的淡泊清高的印记。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为后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取 向,或积极,或消极地都对近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治年间(一八六 八七四),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何绍基等先后去 世。不久,沈曾植(一八五0- 子培,号乙庵、陈三立(一八五 九三七,字伯严,号散原)、陈衍(一八五八 三八,字叔伊,号石遗)、郑 孝胥(一八六0———九三八,字苏堪,又字太夷)等又一批不主唐音,崇尚宋诗的年轻 诗人於光绪年间崛起。他们互相标榜,结成一派,并提出了侷同光体"的名目。在光绪以后 的宋诗派中,各人的政治态度、艺术风格、创作理论不尽一致,但毕竟具有共同的倾 向。陈衍则是他们的理论家。 陈衍陈衍,福建侯官(今闽候)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举,官学部主事。 曾入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与沈曾植、陈三立等一样,曾参与维新变法活动。晩晚年 寓居苏州,与章太炎、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授。所著有《石遗室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发布时间: 2008-06-19 浏览次数: 586 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近代诗坛上崇尚宋诗的空气相对活跃。一般认为，道、咸间的宋诗运动直接发轫于 程恩泽。程恩泽（一七八五——一八三七），字云芬，号春海，官至于户部侍郎。他认 为诗自性情出，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出”（《金石题咏汇编序》），推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 宋诗，开了“远俗”、“清介”的风气（伍崇曜《程侍郎遗集跋》）。当时在诗坛上与他相呼 应的是祁 藻。祁[穴隽]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字叔颖，又字淳甫，后避讳改实 甫，号春圃。官至礼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同治初，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他也主 张“通训诂，明义理”（秦湘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为杜，为韩，为苏，为黄”（陈 衍《近代诗钞序》），其作品被陈衍《近代诗钞》赞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典范而 冠以卷首。程、祁两人身居高位，烜赫於世，此唱彼和，兴风作浪，宋诗运动乃得以有 力的开展。继程、祁之后，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都喜言宋诗。今从 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出。 何绍基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州 （今湖南道县）人。何绍基论诗的精义和核心，在於标举了“不俗”这一概念。其《使黔诗 钞序》云：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 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为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 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通。松不顾草，草不附 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泥涂草莽，纠纷拖沓，沾滞不别，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 多矣，莫善於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俗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 斯恉。 另外，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与汪菊士论诗》中解释“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 俗”时，一再声称：“俗非坏字眼，同流合污，黏泥带水之谓也。”“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 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也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 乎！”很清楚，他的“不俗”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俗”的对立面“雅”，而是指有完美而鲜明的 个性：做人即要“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有义则赴”，追求个性，诗文也要“要 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旁前人，不将就俗目”（《与汪菊士论诗》），表现个性。因 此，何绍基的“不俗”说，与他朋友龚自珍的“尊情”论具有相通之处：都是或显或隐地反映 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两者稍有差异的是：一侧重在正面强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 和个性，一则倾向于从反面告诫诗人不要取消个性而趋向雷同；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而 使“尊情”论带有强烈的忧世伤时甚至叛逆的色彩，一则以消极避世的精神而使“不俗”说带 有浓重的士大夫式的淡泊清高的印记。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为后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取 向，或积极，或消极地都对近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何绍基等先后去 世。不久，沈曾植（一八五0——一九二二），字子培，号乙庵、陈三立（一八五二—— 一九三七，字伯严，号散原）、陈衍（一八五八——一九三八，字叔伊，号石遗）、郑 孝胥（一八六0 ——一九三八，字苏堪，又字太夷）等又一批不主唐音，崇尚宋诗的年轻 诗人於光绪年间崛起。他们互相标榜，结成一派，并提出了“同光体”的名目。在光绪以后 的宋诗派中，各人的政治态度、艺术风格、创作理论不尽一致，但毕竟具有共同的倾 向。陈衍则是他们的理论家。 陈衍 陈衍，福建侯官（今闽候）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举，官学部主事。 曾入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与沈曾植、陈三立等一样，曾参与维新变法活动。晚年 寓居苏州，与章太炎、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授。所著有《石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