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发布时间:20080619浏览次数:586 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近代诗坛上崇尚宋诗的空气相对活跃。一般认为,道、咸间的宋诗运动直接发轫于 程恩泽。程恩泽(一七八五———八三七),字云芬,号春海,官至于户部侍郎。他认 为诗自性情岀,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岀”(《金石题咏汇编序》),推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 宋诗,开了“远俗、‘清介咐的风气(伍崇曜《程侍郎遗集跋》)。当时在诗坛上与他相呼 应的是祁藻。祁穴隽藻(一七九三 八六六),字叔颖,又字淳甫,后避讳改实 甫,号春圃。官至礼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同治初,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他也主 张通训诂,明义理(秦湘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为杜,为韩,为苏,为黄”(陈 衍《近代诗钞序》),其作品被陈衍《近代诗钞》赞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典范而 冠以卷首。程、祁两人身居高位,烜赫於世,此唱彼和,兴风作浪,宋诗运动乃得以有 力的开展。继程、祁之后,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都喜言宋诗。今从 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岀 何绍基何绍基(一七九九 八七三),字子贞,号东洲,晩号媛叟,道州 (今湖南道县)人。何绍基论诗的精乂和核心,在於标举了不俗¨这一概念。其《使黔诗 钞序》云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日;“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 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为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 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通。松不顾草,草不附 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泥涂草莽,纠纷拖沓,沾滞不别,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 多矣,莫善於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俗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 斯恉。 另外,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与汪菊土论诗》中解释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 俗ˆ时,一再声称:“俗非坏字眼,同流合污,黏泥带水之谓也。¨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 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也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 乎!”很清楚,他的不俗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俗的对立面"雅”,而是指有完美而鲜明的 个性:做人即要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有义则赴”,追求个性,诗文也要“要 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旁前人,不将就俗目”(《与汪菊士论诗》),表现个性。因 此,何绍基的“不俗说,与他朋友龚自珍的“尊情'论具有相通之处:都是或显或隐地反映 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两者稍有差异的是:一侧重在正面强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 和个性,一则倾向于从反面告诫诗人不要取消个性而趋向雷同;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而 使尊情'论带有强烈的忧世伤时甚至叛逆的色彩,一则以消极避世的精神而使不俗说带 有浓重的土大夫式的淡泊清高的印记。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为后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取 向,或积极,或消极地都对近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治年间(一八六 八七四),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何绍基等先后去 世。不久,沈曾植(一八五0- 子培,号乙庵、陈三立(一八五 九三七,字伯严,号散原)、陈衍(一八五八 三八,字叔伊,号石遗)、郑 孝胥(一八六0———九三八,字苏堪,又字太夷)等又一批不主唐音,崇尚宋诗的年轻 诗人於光绪年间崛起。他们互相标榜,结成一派,并提出了侷同光体"的名目。在光绪以后 的宋诗派中,各人的政治态度、艺术风格、创作理论不尽一致,但毕竟具有共同的倾 向。陈衍则是他们的理论家。 陈衍陈衍,福建侯官(今闽候)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举,官学部主事。 曾入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与沈曾植、陈三立等一样,曾参与维新变法活动。晩晚年 寓居苏州,与章太炎、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授。所著有《石遗室
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发布时间: 2008-06-19 浏览次数: 586 何绍基、陈衍与宋诗派 近代诗坛上崇尚宋诗的空气相对活跃。一般认为，道、咸间的宋诗运动直接发轫于 程恩泽。程恩泽（一七八五——一八三七），字云芬，号春海，官至于户部侍郎。他认 为诗自性情出，而“性情又自学问中出”（《金石题咏汇编序》），推崇以黄庭坚为代表的 宋诗，开了“远俗”、“清介”的风气（伍崇曜《程侍郎遗集跋》）。当时在诗坛上与他相呼 应的是祁 藻。祁[穴隽]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字叔颖，又字淳甫，后避讳改实 甫，号春圃。官至礼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同治初，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他也主 张“通训诂，明义理”（秦湘业《祁文端公神道碑铭》），“为杜，为韩，为苏，为黄”（陈 衍《近代诗钞序》），其作品被陈衍《近代诗钞》赞为“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典范而 冠以卷首。程、祁两人身居高位，烜赫於世，此唱彼和，兴风作浪，宋诗运动乃得以有 力的开展。继程、祁之后，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都喜言宋诗。今从 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出。 何绍基 何绍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州 （今湖南道县）人。何绍基论诗的精义和核心，在於标举了“不俗”这一概念。其《使黔诗 钞序》云：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 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为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 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高松小草，并生一山，各与造物之气通。松不顾草，草不附 松，自为生气，不相假借。泥涂草莽，纠纷拖沓，沾滞不别，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 多矣，莫善於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俗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 斯恉。 另外，在《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与汪菊士论诗》中解释“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 俗”时，一再声称：“俗非坏字眼，同流合污，黏泥带水之谓也。”“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 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也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 乎！”很清楚，他的“不俗”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俗”的对立面“雅”，而是指有完美而鲜明的 个性：做人即要“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有义则赴”，追求个性，诗文也要“要 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旁前人，不将就俗目”（《与汪菊士论诗》），表现个性。因 此，何绍基的“不俗”说，与他朋友龚自珍的“尊情”论具有相通之处：都是或显或隐地反映 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两者稍有差异的是：一侧重在正面强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 和个性，一则倾向于从反面告诫诗人不要取消个性而趋向雷同；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而 使“尊情”论带有强烈的忧世伤时甚至叛逆的色彩，一则以消极避世的精神而使“不俗”说带 有浓重的士大夫式的淡泊清高的印记。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为后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取 向，或积极，或消极地都对近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何绍基等先后去 世。不久，沈曾植（一八五0——一九二二），字子培，号乙庵、陈三立（一八五二—— 一九三七，字伯严，号散原）、陈衍（一八五八——一九三八，字叔伊，号石遗）、郑 孝胥（一八六0 ——一九三八，字苏堪，又字太夷）等又一批不主唐音，崇尚宋诗的年轻 诗人於光绪年间崛起。他们互相标榜，结成一派，并提出了“同光体”的名目。在光绪以后 的宋诗派中，各人的政治态度、艺术风格、创作理论不尽一致，但毕竟具有共同的倾 向。陈衍则是他们的理论家。 陈衍 陈衍，福建侯官（今闽候）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举，官学部主事。 曾入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与沈曾植、陈三立等一样，曾参与维新变法活动。晚年 寓居苏州，与章太炎、金天翮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授。所著有《石遗室
文集》、《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话》;辑有《近代诗抄》、《辽诗纪事》、《金 诗纪事》、《元诗纪事》等。其《石遗室诗话》总成四十二卷,篇幅之浩繁,为历代诗 话之冠,在近现代旧诗界影响巨大,故“时人称之为诗坛救主”(邵镜人《同光风云录》 “诗莫盛于三元”光绪已亥年(一八九九),陈衍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三元"说, 认为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石遗室诗话》)。后来,沈 曾植又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进一步提出“三关说,将“三元"说的开元换上了元 嘉,说诗有元佑、元和、元嘉三关”,号召学诗要从元佑而上,连通三关,意在上溯到颜 延之、谢灵运,融通晋、宋。而陈三立在《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中也把江西派的渊源 上推到陶渊明。郑孝胥则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抚谢灵运而浸淫于柳宗元,又以孟妤琢 洗之。 十年以后,乃肆力於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王安 石,而最喜王安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凡此种种,都说明光、宣后的宋诗 派虽主宋诗而不专宗宋诗。他们吸取了前人“墨守盛唐的反面教训而注意拓宽门径,以使 他们崇尚宋诗的主旨既能得以切实的贯彻,又能争取广泛的影响 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思想,早在光绪戍戌 (一八九八)与沈曾植相交时已露端倪。当时,“博极群书而已成名的学者沈曾植不屑 措意”於词章,陈衍就勉励他将考据学问同抒情、说理结合起来,从事诗歌创作:"吾亦耽 考据,实皆无与已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试 此!他学问皆诗料也。"后在《瘿[口奄诗序》中,即以《诗经》为学问入诗的典范,并对 严羽《沧浪诗话》所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提出了驳议,力主“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 学者也”。但陈衍认为这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的结合,当“始”之於"别才而“终”之於学 问”,由诗人之诗,进而到学人之诗,反对“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在《石遗室诗 话》卷十四中他说:“不先为诗人之诗,而迳为学人之诗,往往终於学人,不到真诗人境 界。”由此看来,由诗人之诗进而到与学人之诗结合,乃是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境界。这可 见其内心深处还是重学问根底,重学人之诗的。 诗最患浅俗陈衍在《知稼轩诗序》、《海藏楼诗序》等文中一再强调诗歌不落 於浅俗、高调要不入俗"。他说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也。何谓俗?人人所 喜语是也。”(《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他这样反对用“人人能道语"和"人人所喜语”,并 不是简单的创雅反俗,引导晦涩和险僻,其主要精神和何绍基一样,都是强调艺术要有 独创,表现鲜明的个性。在这基础上,他特别强调不受“世缘”干扰,甘走“荒寒之路”,甘 处“困”“寂”之境,以保持个性的独立,其《何心与诗序》云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 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者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 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於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竞於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 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已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 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 已所自得;求助於人者得之乎? 从一般意义上说,反对接受利禄”之诱,号召勿寂与困之畏",以保持诗人的高洁情操和 独立精神,是无可厚非的。这不仅仅是指清亡之前,能自甘寂寞,不去攀龙附凤,以求 飞黄腾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是对当时充斥于社会的一大批打着"维新、“革命”旗 号的利禄之徒,也极有针砭意义。陈衍在这里不是号召人们不关心现实,而只是提倡个 人用独立的理智和感情去认识生活,反映现实,那怕是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也要坚持到 底。这就是勿寂与困之畏的精义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光看字面而简单地将它判定为引 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反现实主义”理论,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标举 的寂、荒寒之路”,确实带着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情绪和远 离社会大变革的阴暗色彩,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篇幅浩繁,内容丰富,对历代诗人、诗作及诗论、诗法等多 有评述,除上述主要论说之外,尚有不少精见。他一生在诗歌领域里确是坚持了他自己 创导的一条“荒寒之路”,不畏困寂,孜孜不倦,把宋诗派的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同时 在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理论家。然而,他在政治思想上未能跟
文集》、《石遗室诗集》、《石遗室诗话》；辑有《近代诗抄》、《辽诗纪事》、《金 诗纪事》、《元诗纪事》等。其《石遗室诗话》总成四十二卷，篇幅之浩繁，为历代诗 话之冠，在近现代旧诗界影响巨大，故“时人称之为诗坛救主”（邵镜人《同光风云录》。 “诗莫盛于三元” 光绪已亥年（一八九九），陈衍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三元”说， 认为“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石遗室诗话》）。后来，沈 曾植又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进一步提出“三关”说，将“三元”说的开元换上了元 嘉，说“诗有元佑、元和、元嘉三关”，号召学诗要从元佑而上，连通三关，意在上溯到颜 延之、谢灵运，融通晋、宋。而陈三立在《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中也把江西派的渊源 上推到陶渊明。郑孝胥则“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抚谢灵运而浸淫于柳宗元，又以孟郊琢 洗之。……三十年以后，乃肆力於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王安 石，而最喜王安石。”（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凡此种种，都说明光、宣后的宋诗 派虽主宋诗而不专宗宋诗。他们吸取了前人“墨守盛唐”的反面教训而注意拓宽门径，以使 他们崇尚宋诗的主旨既能得以切实的贯彻，又能争取广泛的影响。 “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 陈衍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思想，早在光绪 戍戌 （一八九八）与沈曾植相交时已露端倪。当时，“博极群书”而已成名的学者沈曾植“不屑 措意”於词章，陈衍就勉励他将考据学问同抒情、说理结合起来，从事诗歌创作：“吾亦耽 考据，实皆无与已事。作诗却是自己性情语言，且时时发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试 此！他学问皆诗料也。”后在《瘿[口奄]诗序》中，即以《诗经》为学问入诗的典范，并对 严羽《沧浪诗话》所言“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提出了驳议，力主“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 学者也”。但陈衍认为这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的结合，当“始”之於“别才”而“终”之於“学 问”，由诗人之诗，进而到学人之诗，反对“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在《石遗室诗 话》卷十四中他说：“不先为诗人之诗，而迳为学人之诗，往往终於学人，不到真诗人境 界。”由此看来，由诗人之诗进而到与学人之诗结合，乃是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境界。这可 见其内心深处还是重学问根底，重学人之诗的。 “诗最患浅俗” 陈衍在《知稼轩诗序》、《海藏楼诗序》等文中一再强调诗歌“不落 於浅俗”、“高调要不入俗”。他说“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也。何谓俗？人人所 喜语是也。”（《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他这样反对用“人人能道语”和“人人所喜语”，并 不是简单的创雅反俗，引导晦涩和险僻，其主要精神和何绍基一样，都是强调艺术要有 独创，表现鲜明的个性。在这基础上，他特别强调不受“世缘”干扰，甘走“荒寒之路”，甘 处“困”“寂”之境，以保持个性的独立，其《何心与诗序》云：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为，为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尝谓：诗者，荒寒之路，无 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者贤者也。既而知其不尽然。犹是诗也，一人而不为，虽 为而不常，其为之也惟恐不悦於人，其悦之也惟恐不竞於人，其需人也众矣：内摇心 气，外集诟病，此何为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觉者，已独觉之；人如是观，彼不如是 观也；人犹是言，彼不犹是言也，则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 已所自得；求助於人者得之乎？ 从一般意义上说，反对接受“利禄”之诱，号召“勿寂与困之畏”，以保持诗人的高洁情操和 独立精神，是无可厚非的。这不仅仅是指清亡之前，能自甘寂寞，不去攀龙附凤，以求 飞黄腾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是对当时充斥于社会的一大批打着“维新”、“革命”旗 号的利禄之徒，也极有针砭意义。陈衍在这里不是号召人们不关心现实，而只是提倡个 人用独立的理智和感情去认识生活，反映现实，那怕是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也要坚持到 底。这就是“勿寂与困之畏”的精义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光看字面而简单地将它判定为引 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反现实主义”理论，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标举 的“寂”、“荒寒之路”，确实带着封建士大夫的没落情绪和远 离社会大变革的阴暗色彩，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篇幅浩繁，内容丰富，对历代诗人、诗作及诗论、诗法等多 有评述，除上述主要论说之外，尚有不少精见。他一生在诗歌领域里确是坚持了他自己 创导的一条“荒寒之路”，不畏困寂，孜孜不倦，把宋诗派的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同时 在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理论家。然而，他在政治思想上未能跟
上时代是脚步,对于蓬勃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也格格不入。他当时致力于用传统的观点 来总结传统的文学,实际上也变成用新的观点来呼唤新文学的阻力。他的理论、观点不 管如何圆通、丰富和精到,毕竟犹如进入四季之冬,呈现了一派“荒寒'雕衰的气象。 ●关闭窗口
上时代是脚步，对于蓬勃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也格格不入。他当时致力于用传统的观点 来总结传统的文学，实际上也变成用新的观点来呼唤新文学的阻力。他的理论、观点不 管如何圆通、丰富和精到，毕竟犹如进入四季之冬，呈现了一派“荒寒”雕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