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 发布时间:2008-0520浏览次数24593 第六章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第6周 【教学重点】:刘知几;古文运动先驱;韩愈、柳宗元 史通叙事 刘知几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口口口 《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口口口。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 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口口口,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 兼两口口口,曷足道哉?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口口口"。夫以钝者称敏,(原注:鲁人,谓钝人也。《礼记》中已有注解口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日:“陨石于宋五口口。”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口口口。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 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 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口口口。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口口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 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干钓,而得之在于—筌口口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口口。夫叙事者,或虚益 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口口,其所留者,唯 筌一目而已,则麻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口口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 口口口,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口口口。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口口口。…·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 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口口,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口口。夫能略小存大, 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口口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口口口。”《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口口口。《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口口。呲此皆文如阔略,而语 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口口口。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 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土会为政,晋国之 盗奔秦口口口口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口口。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口口口“三军之 土,皆如挟纩口口口。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 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口口口。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 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冖口口口口汉兵败绩,唯睢水为之不流口口口口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口口口口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口口口: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湧。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 应以一言蔽之者口口口,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 口口口,(原注:《魏书邓哀王传》日: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裴松之日: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 亦叙属之一病也口口口。)子昇取讥于君懋口口口,(原注:王劭《齐志》日: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 怏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记》口口口,率是攴言口口口。)非不幸也。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 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 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 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
第六章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 发布时间: 2008-05-20 浏览次数: 24593 第六章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二）（第6周） 【教学重点】：刘知几；古文运动先驱；韩愈、柳宗元 史通·叙事 刘知几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 《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 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 兼两，曷足道哉？……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 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 ”。夫以钝者称敏，（原注： 鲁人，谓钝人也。《礼记》中已有注解。）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 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 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 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 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罝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 筌一目而已，则庶几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矣。嗟乎！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 ，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 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 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不子 。”《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 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其易，而为之者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 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 盗奔秦；“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三军之 士，皆如挟纩”。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 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洎班、马二史，虽多谢五经，必求其所长，亦时 值斯语。至若高祖亡萧何，“如失左右手”；汉兵败绩，“睢水为之不流”；董生“乘马，三年不知牝牡”； 翟公之门，可张雀罗： 则其例也。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湧。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 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 ，（原注： 《魏书·邓哀王传》曰： 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裴松之曰： 一类之言而分以为三， 亦叙属之一病也。）子昇取讥于君懋，（原注： 王劭《齐志》曰： 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 怏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记》，率是支言。）非不幸也。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 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 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洎乎中代，其体稍殊，或拟人必以 其伦，或述事多比于古。当汉氏之临天下也，君实称帝，理异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鲁、卫。而作者犹谓帝家为
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口口。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恂问鼎口口口,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 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喻,言非指斥口口口,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口口口。如 魏收《代史》口口口,吴均《齐录》口口口,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 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口口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口口口,持彼往事,用 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口口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口口口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口口。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口口口口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 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口口。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口口口。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椹,子长所书 口口口口鲁始为,丘明是记口口口。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口口口口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口口。 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口口口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 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口口口。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 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至如翼犍,道武所讳;黑獭,周文本名口口口。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口口。盖厐降、蒯聩,字之媸 也口口口口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口口口。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 彰于载谶;(原注:杜台卿《齐记》载谶云:“首牛入西谷,逆犊上齐丘也口口口。)河边之狗,著于谣咏。(原 注:王劭《齐志》载谣云:“驩獾头团,河中狗子破尔菀口口口"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 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库。求诸自古,罕闻兹例口口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口口。“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 造室,杂以汉仪口口,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叙事在史书写作中自然十分重要,《史通》对此亦甚为重视。在这方面,刘知几的基本观点除了要求真实之外,便 是尚简,他将“文约而事丰视为叙事文字的重大优点。其论述也颇体现出文学意义。 刘知几尚简与反对骈俪文风的影响有关。《叙事》篇举出王沈《魏书》的例子加以批评。本来¨貌美"二字已很明 白,王沈却偏说容貌姿美,那便是受了骈文影响,以四字足句。此外如《杂说》下原注吲引萧韶《太清记》:"温 子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康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之极,下伤人理。"然后批评道:‘语非简 要,而徒积字成文",并指出其患乃由于求偶对而造成,呲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刘知几对于史家叙事时“尤工复 语"、“雅好丽(俪)词是甚为不满的。不过应该说明,刘知几还不是一般地反对骈文。《史通》文辞虽较质实,但 大体上仍是骈偶文体。他只是认为史书文辞应该区别于一般文章,只是反对史传著述浸染骈俪文风而已。 在刘知几尚简的主张中,用晦之说尤值得注意。“用晦¨并非晦涩,而是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意在言外。其貝体 方法有多种。有的是运用新鲜生动的比喻,如以三军皆如挟纩形容将士感悦,以如失左右手”形容失去良佐。有 的是恰当地夸饰,如"血流漂杵"、“雎水为之不流"令人想到战斗之激烈、死伤者之多。而最有文学意味的,是运用 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化的细节。如三年乘马不知牝牡、犀革裏之手足皆见、逐敌归来槊血满袖(见《模拟》篇所 举)之类。此即后人所谓闲中着笔、颊上添毛、以刻画琐细为能,不仅古文家用于叙事写人,且小说家也颇用其 法。所谓用晦,不仅使文辞精简,而且加强了表现力,其实是并不隐晦的。 刘知几崇尚简要,体现了欣賞文辞精简、峻洁的审美趣味,例如他批评《谷梁传》"跛者逆跛者'等三句太繁,便是 一例。但文辞精简也应掌握分寸,未必越简越好。即以《谷梁》之例言,其文句重复使读者印象深刻,言外有诙谐 之趣。若改为"各以其类逆”,则于神情不生动”(魏际端《魏伯子文集》卷四)。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 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是正确的。不过若结合《史通》的写作背景看,刘知几尚简之论当是针对南北 朝、初唐史家的烦芜而发,因此其主要倾向是合理的。 叙事》篇还论及叙事用语的真实性问题,反对滥用典故以作润饰,反对涉及名物制度时借用古语。这些主张,也 都颇为合理。 答李翊书
王室，公辅为王臣；盘石加建侯之言，带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 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至如诸子短书，杂家小说，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 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斯并理兼讽喻，言非指斥，异乎游、夏措词，南、董显书之义也。如 魏收《代史》，吴均《齐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而收称 刘氏纳贡，则曰 “来献百牢”；均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 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亦有方以类聚，譬诸昔人。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冀获曹咎之利；崔鸿称慕容冲见幸，为有龙阳之姿。 其事相符，言之谠矣。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不恸，自东门吴已来，未之有也；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虽李将 军恂恂善诱，无以加也。斯则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辨而非当者矣。 昔《礼记·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创新仪，前史所刊，后来取证。是以汉初立槥，子长所书 ；鲁始为髽，丘明是记。河桥可作，元凯取验于《毛诗》；男子有笄，伯支远征于《内则》。 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撰以新 史，重规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 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至如翼犍，道武所讳；黑獭，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语，德棻阙而不载。盖厖降、蒯聩，字之媸 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旧皆列以《三史》，传诸五经，未闻后进谈讲，别加刊定。况齐丘之犊， 彰于载谶；（原注： 杜台卿《齐记》载谶云：“首牛入西谷，逆犊上齐丘”也。）河边之狗，著于谣咏。（原 注： 王劭《齐志》载谣云：“貛貛头团，河中狗子破尔菀”也。）明如日月，难为盖藏，此而不书，何以示 后？亦有氏姓本复，减省从单，或去“万纽”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厍”。求诸自古，罕闻兹例。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 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叙事在史书写作中自然十分重要，《史通》对此亦甚为重视。在这方面，刘知几的基本观点除了要求真实之外，便 是尚简，他将“文约而事丰”视为叙事文字的重大优点。其论述也颇体现出文学意义。 刘知几尚简与反对骈俪文风的影响有关。《叙事》篇举出王沈《魏书》的例子加以批评。本来“貌美”二字已很明 白，王沈却偏说“容貌姿美”，那便是受了骈文影响，以四字足句。此外如《杂说》下“原注”引萧韶《太清记》：“温 子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康也，怨痛之响，上彻天阍；酸苦之极，下伤人理。”然后批评道：“语非简 要，而徒积字成文”，并指出其患乃由于求偶对而造成，“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刘知几对于史家叙事时“尤工复 语”、“雅好丽（俪）词”是甚为不满的。不过应该说明，刘知几还不是一般地反对骈文。《史通》文辞虽较质实，但 大体上仍是骈偶文体。他只是认为史书文辞应该区别于一般文章，只是反对史传著述浸染骈俪文风而已。 在刘知几尚简的主张中，“用晦”之说尤值得注意。“用晦” 并非晦涩，而是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意在言外。其具体 方法有多种。有的是运用新鲜生动的比喻，如以三军“皆如挟纩”形容将士感悦，以“如失左右手”形容失去良佐。有 的是恰当地夸饰，如“血流漂杵”、“睢水为之不流”令人想到战斗之激烈、死伤者之多。而最有文学意味的，是运用 富有表现力的、形象化的细节。如三年乘马不知牝牡、犀革裹之手足皆见、逐敌归来槊血满袖（见《模拟》篇所 举）之类。此即后人所谓闲中着笔、颊上添毛、以刻画琐细为能，不仅古文家用于叙事写人，且小说家也颇用其 法。所谓用晦，不仅使文辞精简，而且加强了表现力，其实是并不隐晦的。 刘知几崇尚简要，体现了欣赏文辞精简、峻洁的审美趣味，例如他批评《谷梁传》“跛者逆跛者”等三句太繁，便是 一例。但文辞精简也应掌握分寸，未必越简越好。即以《谷梁》之例言，其文句重复使读者印象深刻，言外有诙谐 之趣。若改为“各以其类逆”，则“于神情不生动”（魏际端《魏伯子文集》卷四）。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 云：“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是正确的。不过若结合《史通》的写作背景看，刘知几尚简之论当是针对南北 朝、初唐史家的烦芜而发，因此其主要倾向是合理的。 《叙事》篇还论及叙事用语的真实性问题，反对滥用典故以作润饰，反对涉及名物制度时借用古语。这些主张，也 都颇为合理。 答李翊书
韩愈(一),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称其郡望为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早孤,苦学,少时曾 受知于萧颖土之子萧存,又为梁肃所赏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后在汴州、徐州为幕僚。入朝为四门博土,转 监察御史。时当贞元末,因长安久旱,上疏请停征税钱。不久即为幸臣所谗,贬阳山令。元和间曾为国子博士、中 书舍人等。力主对蔡州吴元济用兵,被宰相裴度请为行军司马,参加了平蔡之役,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贬潮州刺史。返京后转兵部侍郎。曾往镇州宣喻方镇王廷凑,为王所畏服。官终吏部侍郎,后世亦称韩吏部。韩愈 不但是古文大家,也是杰出的诗人,诗文创作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 物。其论文以复古为革新,既强调明道",又对于古文的写作艺术发表过不少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论诗亦颇 具创见,并充分反映了追求雄放、尚奇好怪的美学趣味。有《昌黎先生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 卷一百七十六有传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 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官者口口口,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口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口口?将蕲至 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 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口口口。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 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口口口。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 哉口口口!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口口口,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口口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 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口口口。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杂也,迎而 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 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 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 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口口口,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口口口。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此书当作于贞元十七年(),时韩愈三十四岁。次年权德舆主持进土试,韩愈向其副手陆推荐李翊等人,翊即于该 年及第。(见《五百家音注韩昌黎集》引樊汝霖、方崧卿说。) 本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的重要文章。其主旨在于强调欲写好古文,须从根本上下工夫,须加强仁义道德修养,故 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权势和私利所诱惑。因为作文的目的不应是当作敲门砖谋求私利,而是修其辞以明其 道”(韩愈《争臣论》)。对于这一点,韩愈是反复强调、屡屡举以教导后学的。在《答尉迟生书》中,他说:"所 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擤。本深而未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 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那便除了强调为文当求之于根本之外,还有这样的意思:作者的修养、学识 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便能明快确切;对所欲言者有充分的把握,厚 积而薄发,文章便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这就把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答李翊书》中,为了教导后学,韩愈谈了自己二十余年来学写"古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道德修养和文 辞运用方面都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韩愈认为儒道精纯或大醇小疵者都在三代两汉,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又 因魏晋以后文辞骈偶倾向日炽,去古日远,故说在此初始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只是强调初学时入门 须正而已。事实上,韩愈读书极广。其《答侯继书》自称“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 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也说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 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 奇辞 奥旨,靡不通达。)第二阶段,已有了分析批判能力,有了心得,为文亦如水流之汩汨不绝,不再戛戛乎其难 哉。第三阶段已是得心应手,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终身以之。 本文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所谓气”,指作者的精神状态。于所欲明者是非了然,充满自信,有髙屋建瓴 之势,沛然而有余,或者情思酣畅,感情强烈,处于高亢兴奋的心理之中,便是哖气盛。鼓气既盛,则下笔时声调 之抑扬、句式之长短,便能自然合宜。那么如何方能做到气盛?气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韩愈此处虽未明言,但结 合文中对道德修养之重视,结合韩愈一贯的对道的强调,自不难体会道德学识的修养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孟 子已提出养其至大至刚之气的说法,系指道德修养而言,但并未直接与作文相联系。六朝人多言气,均不涉及道 德修养。唐代梁肃、柳冕、权德舆等言及气并强调气须由道统帅。韩愈的观点与梁、柳等相通,而进一步具体地揭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称其郡望为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早孤，苦学，少时曾 受知于萧颖士之子萧存，又为梁肃所赏荐。贞元八年（）进士及第。后在汴州、徐州为幕僚。入朝为四门博士，转 监察御史。时当贞元末，因长安久旱，上疏请停征税钱。不久即为幸臣所谗，贬阳山令。元和间曾为国子博士、中 书舍人等。力主对蔡州吴元济用兵，被宰相裴度请为行军司马，参加了平蔡之役，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贬潮州刺史。返京后转兵部侍郎。曾往镇州宣喻方镇王廷凑，为王所畏服。官终吏部侍郎，后世亦称韩吏部。韩愈 不但是古文大家，也是杰出的诗人，诗文创作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人 物。其论文以复古为革新，既强调“明道”，又对于古文的写作艺术发表过不少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论诗亦颇 具创见，并充分反映了追求雄放、尚奇好怪的美学趣味。有《昌黎先生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 卷一百七十六有传。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 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 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 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 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 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 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杂也，迎而 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 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 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 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 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此书当作于贞元十七年（），时韩愈三十四岁。次年权德舆主持进士试，韩愈向其副手陆推荐李翊等人，翊即于该 年及第。（见《五百家音注韩昌黎集》引樊汝霖、方崧卿说。） 本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的重要文章。其主旨在于强调欲写好古文，须从根本上下工夫，须加强仁义道德修养，故 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权势和私利所诱惑。因为作文的目的不应是当作敲门砖谋求私利，而是“修其辞以明其 道”（韩愈《争臣论》）。对于这一点，韩愈是反复强调、屡屡举以教导后学的。在《答尉迟生书》中，他说：“所 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 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那便除了强调为文当求之于根本之外，还有这样的意思： 作者的修养、学识、 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便能明快确切；对所欲言者有充分的把握，厚 积而薄发，文章便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这就把道德修养与文章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了。 在《答李翊书》中，为了教导后学，韩愈谈了自己二十余年来学写“古文”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道德修养和文 辞运用方面都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韩愈认为儒道精纯或大醇小疵者都在三代两汉，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又 因魏晋以后文辞骈偶倾向日炽，去古日远，故说在此初始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只是强调初学时入门 须正而已。事实上，韩愈读书极广。其《答侯继书》自称“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 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也说“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 奥旨，靡不通达”。）第二阶段，已有了分析批判能力，有了心得，为文亦如水流之汩汩不绝，不再“戛戛乎其难 哉”。第三阶段已是得心应手，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终身以之。 本文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所谓“气”，指作者的精神状态。于所欲明者是非了然，充满自信，有高屋建瓴 之势，沛然而有余，或者情思酣畅，感情强烈，处于高亢兴奋的心理之中，便是“气盛”。鼓气既盛，则下笔时声调 之抑扬、句式之长短，便能自然合宜。那么如何方能做到气盛？气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韩愈此处虽未明言，但结 合文中对道德修养之重视，结合韩愈一贯的对“道”的强调，自不难体会道德学识的修养乃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孟 子已提出养其“至大至刚”之气的说法，系指道德修养而言，但并未直接与作文相联系。六朝人多言气，均不涉及道 德修养。唐代梁肃、柳冕、权德舆等言及气并强调气须由道统帅。韩愈的观点与梁、柳等相通，而进一步具体地揭
示了作者精神状态与文辞声调、句式长短的关系。骈文是很注意声调高下、句式长短的,有较固定的格式。韩愈也 注重句式和声调,但他要打破骈文那种较刻板单调的格式,要以与内容和作者情感相适应的、自然变化的声音节奏 取代之。这是他的贡献。后世古文家对此都十分重视。如清代桐城派因声求气,由音节字句体会文章神气,从中便 可见出韩愈气盛言宜说的深远影响。 答尉迟生书 愈白,尉生足下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擤口口。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 厉,心醇而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 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口口?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 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昇也口口口?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土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 口口口。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尉迟生名汾,与李翊同为韩愈所荐,于贞元十八年中进士第。此书当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方成珪《韩集笺 正》) 此文与《答李翊书》一样,强调作文当以道德学识之修养为根本;强调应以恢复古道为己任,而不应以求取利禄为 目的。所谓古道,自然是指儒道。但在韩愈那里,儒道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不止于个人修养,而是要将修养所 得之道贯彻于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韩愈是位有政治抱负并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的人。 韩愈重道,亦十分重文,所以他也强调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本深而未茂数语,除了强调为文当求根本之外,也 还有这样的意思:作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唁言厉、“气和便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昭晣者无 疑",是说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才能明快确切;嚯优游者有余",是说对所欲言者有充分把握 厚积而薄发,文章才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言厉、呒无疑和气和、有余",都是韩愈所肯定的。所谓諱不 足"云云,当亦包含作者应能体现各种风貌的意思。六朝人也说文如其人,不过偏于讲作者之先天气禀,韩愈这里 则强调德行、学识的修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 之口口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 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 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呜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口口口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 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口口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 口口口。伊尹鸣殷口口口,周公鸣周口口口。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 大而远。传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口口口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口口口。楚,大国也,其亡 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口口口,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昋 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口口口,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口口。汉之时,司马迁、 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口口口,其声清以浮,其节 数以急口口,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口口口,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 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口口口。三子者之鸣信 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口口口,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 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口口口!东野之役于江南也口口口,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 于天者以解之
示了作者精神状态与文辞声调、句式长短的关系。骈文是很注意声调高下、句式长短的，有较固定的格式。韩愈也 注重句式和声调，但他要打破骈文那种较刻板单调的格式，要以与内容和作者情感相适应的、自然变化的声音节奏 取代之。这是他的贡献。后世古文家对此都十分重视。如清代桐城派因声求气，由音节字句体会文章神气，从中便 可见出韩愈气盛言宜说的深远影响。 答尉迟生书 愈白，尉迟生足下：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 厉，心醇而气和，昭晣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愈之所闻者如是。有问 于愈者，亦以是对。 今吾子所为皆善矣。谦谦然若不足，而以征于愈。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 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 。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是，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请继今以言。 尉迟生名汾，与李翊同为韩愈所荐，于贞元十八年中进士第。此书当亦作于贞元十七年。（据方成珪《韩集笺 正》） 此文与《答李翊书》一样，强调作文当以道德学识之修养为根本；强调应以恢复古道为己任，而不应以求取利禄为 目的。所谓古道，自然是指儒道。但在韩愈那里，儒道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不止于个人修养，而是要将修养所 得之道贯彻于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韩愈是一位有政治抱负并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的人。 韩愈重道，亦十分重文，所以他也强调“辞不足不可以为文”。“本深而末茂”数语，除了强调为文当求根本之外，也 还有这样的意思： 作者的修养、学识、为人决定了文章的风貌。“言厉”、“气和”便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昭晣者无 疑”，是说道理、是非了然于胸，有明确的判断，文章才能明快确切；“优游者有余”，是说对所欲言者有充分把握， 厚积而薄发，文章才能从容不迫，显得绰有余裕。“言厉”、“无疑”和“气和”、“有余”，都是韩愈所肯定的。所谓“辞不 足”云云，当亦包含作者应能体现各种风貌的意思。六朝人也说文如其人，不过偏于讲作者之先天气禀，韩愈这里 则强调德行、学识的修养。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 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 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 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 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 。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 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 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眘 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 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 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 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 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 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 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 于天者以解之
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 许多抒发偾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 《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 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 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 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 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 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 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夭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 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 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 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口口口,愈既受以卒业口口口,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口口口,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口口口。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口口口,地二干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 能存忐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 较其 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 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牿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一)韩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 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土多为 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 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 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 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縐。”(《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 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 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 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 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 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 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 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
韩愈强调作“古文”以明道，但他毕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狭隘的道学家。他所作古文，并非全是论道之作，也有 许多抒发愤懑、表现亲友情谊以致嘲谑戏弄的内容。至于其诗歌，更以抒情体物为主，论诗也并不标举明道。他的 《送孟东野序》，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说的就是“文辞”（泛指文章，包括“古文”、诗）抒发感慨的作 用。 所谓“不平则鸣”，是说文章之作，乃因作者心有所感，郁积于中，不能自已，于是泄于外而为文辞，其间有“不得 已”，即不得不然者在。序中又指出： 作者的感触系于其所遭遇，而遭遇则既与时代、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又与 其个人运命有关。这其实与《礼记·乐记》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说一脉相承。 韩愈这里所说的“不平”，是泛指心有所动，泛指诸种情感，还不是专指悲伤忧愁而言。序中所称“善鸣者”，还包括 了经书、诸子、汉代的历史、学术著作等，其作者未必都直接在书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都怀有表述自己的观点、 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愿望，不吐不快，这也是一种“不平”。总之，“不平则鸣”的内涵颇为广泛。但孟郊一生多舛，其 诗以啼饥号寒著称；此次又以垂老之身，远赴江南任一小小县尉，心中颇不释然。若结合这样的情况来体会，那么 韩愈这里所说“不平之鸣”实际上偏向于指说哀痛之鸣。他虽说“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 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他虽也希望友人能“和其声”“鸣国家之盛”，但实际上孟郊的不幸已是存在的 事实。因此韩愈实际上是说孟郊将因其不幸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然子厚斥 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以文章必传安慰亡友。《送孟东野序》其实隐藏着同样的思想，只是 友人尚在，故措词尤为委婉罢了。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维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 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 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 观也。宜乎施诸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本文旧说作于永贞元年至元和元年（—）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时，恐误。据文中所称裴均、杨凭二人的官衔考之， 当作于元和三年（）夏秋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分教东都。 文中所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云云，是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故“韦布里闾憔悴”即下层人士多为 之。这与《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得其平则鸣”意思相通，也可见虽然该文所谓“不平”不专指怨苦而言，但韩愈心中 总还是侧重悲愁不幸一面而言的。又说“和平之音淡薄”云云，是说表现愁苦之情的作品容易写得动人。文艺欣赏的 历史表明，悲剧性的情感往往更具感染力，人们往往以悲为美。韩愈这里所说可谓对这一审美心理的概括。 韩愈在这篇序中所表述的观点，屡见于他的作品中，如称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 不得饱。……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煼。”（《答孟郊》）明言其遭遇与诗名恰恰相反，遭遇愈蹇厄，诗名愈盛。 按杜甫已有“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之语，孟郊云“诗人命属花”（《招文士饮》，意谓诗人运命总是如花 易败），白居易云“诗人尤命薄”（《序洛诗序》），可见在唐代，此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 韩愈《荐士》诗，向故相郑余庆推荐孟郊，当作于元和元年（）九月初。（参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年 郑氏为河南尹，次年即辟孟郊为从事，与韩愈之荐或不无关系。 诗中称赞孟郊的诗才与品行。先对历代诗作一简评，其观点大致与陈子昂相同，即贬抑晋宋，尤轻齐梁。不过于刘 宋尚举出鲍照、谢灵运。唐人称赞鲍、谢，不止韩愈一人；但着眼于鲍谢诗风之“奥”，当与韩愈本人的审美爱好有 关。韩愈批评齐梁，一则因其绮碎小巧有如搜摘花卉，再则谓其因袭剽盗。韩愈诗风雄放，又非常重视新创、去除 陈言，因此轻蔑齐梁。韩愈未举陶渊明，后人多有议论。按陶诗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固胜于在齐梁时，但毕竟不似 宋以后那样崇高；且韩愈诗风亦去陶甚远。其不称陶，也可以理解
于唐代诗人,《荐士》盛称陈子昂、李白、杜甫。接着便称赞孟郊。孟郊诗境界较寒窘,不如韩愈雄放。但其意象 构思、遣词造句力求新异,不肯落于熟套。当时人李观称其"文奇”(《上粱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李肇则概括 其诗风为矫激,即刻意度越常情,并说其诗风为人所仿效。(见《国史补》)这种作风,正与韩愈务去陈言、力 求奇崛的主张相合,故韩愈极口称道之。《荐士》称孟郊富于才力,诗思敏捷,又称其搜求意象至于幽冥深窈、常 人思维不到之处。("象外逐幽好",与皎然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意近。)又说李、杜诗使得"万类困凌暴",也 正有赞赏诗人竭尽心力,搜求物象,使其——无所遁形之意。韩、孟《城南联句》云:“窥奇摘海异,恣韵激天 鲸。肠胃统万象,精神驱五兵。玍正说岀了二人此种搜奇抉异、无所不至的垬同的审美趣味。又“横空盘硬语,妥帖 力排奡"二语颇值得注意。其意谓孟郊诗令人感到突兀强硬,其实却十分妥帖。在韩愈看来,这正是才巨力大的表 现。荣华肖天秀也有自然天成之意。韩愈还说过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的话(见《醉赠张秘书》),也是既 言其奇特不俗,又言其天然。韩愈认为,奇险骇俗之语,能很好地表现外物和诗人内心深奥处,所以是十分妥帖 的,犹如自然天成、人工难求的天葩至宝。韩愈于诗和古文,都求奇尚异。他称孟郊的横空硬语为"妥帖",正与他 称樊宗师的苦涩之文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有相通之处 《荐士》诗中称赞了李白、杜甫,但话语不多,那是因为诗的主旨在于推荐孟郊的缘故。事实上韩愈对李、杜甚为 倾倒,其诗中屡屡及之。《调张籍》中热情称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赞美李、杜,主要在于称其才力 雄伟不常。《调张籍》所谓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夭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磙",便是说李杜的诗思惊天动地。 该诗又说自己受李、杜启发感染而诗兴勃发,于是捕捉意象,乃升天入海,穷搜冥索,自由翱翔:“精诚忽交通, 百怪入我肠。剌手拔鯨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汘漫,不著织女襄。"以一怪字概括其诗思,可见其力求新奇的趣 味;又以剌手拔鯨牙形容构思取象,更有不避险难、怪怪奇奇、诗胆之大无所不敢的意味。总之,从韩愈评论诗 人的话中,是很可以体会出他自己的审美倾向的。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字子厚,郡望河东(汉代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进土及第。曾 为集贤正字、蓝田县尉。贞元末为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宪台同僚。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欲改革政治,奇其才,乃擢为礼部员外郎。不久,改革失败,与刘禹锡等均贬为南方远州司马,宗元为永州司马 在州十年,奉召返京,复贬柳州刺史,有善政,卒于任上。柳宗元的诗文风格与韩愈不同,以峻洁幽深著称,但同 样十分出色。在古文的功用方面,其见解甚为通达;对古文的写作艺术,亦非常重视。有《柳河东集》。《旧唐 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有传。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 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口口。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口口。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 辞口口口。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口□口,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 口口口"仆往闻庸、蜀之南口口,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口口口,幸大雪 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 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 吠者几人,而谁敢伭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 可使呶呶者早暮砩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口口口,独欠为人师耳。抑又 闻之,古者重冠礼口口,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 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日口口:“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口口口。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 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口口口,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 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口口口,吾子苟自择之口口,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 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 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 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 轻心掉之口口口,惧其剽而不留也口口口口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 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口口。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口口口,激而 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口口口,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
于唐代诗人，《荐士》盛称陈子昂、李白、杜甫。接着便称赞孟郊。孟郊诗境界较寒窘，不如韩愈雄放。但其意象 构思、遣词造句力求新异，不肯落于熟套。当时人李观称其“文奇”（《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李肇则概括 其诗风为“矫激”，即刻意度越常情，并说其诗风为人所仿效。（见《国史补》）这种作风，正与韩愈务去陈言、力 求奇崛的主张相合，故韩愈极口称道之。《荐士》称孟郊富于才力，诗思敏捷，又称其搜求意象至于幽冥深窈、常 人思维不到之处。（“象外逐幽好”，与皎然“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意近。）又说李、杜诗使得“万类困凌暴”，也 正有赞赏诗人竭尽心力，搜求物象，使其一一无所遁形之意。韩、孟《城南联句》云：“窥奇摘海异，恣韵激天 鲸。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兵。”正说出了二人此种搜奇抉异、无所不至的共同的审美趣味。又“横空盘硬语，妥帖 力排奡”二语颇值得注意。其意谓孟郊诗令人感到突兀强硬，其实却十分妥帖。在韩愈看来，这正是才巨力大的表 现。“荣华肖天秀”也有自然天成之意。韩愈还说过“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的话（见《醉赠张秘书》），也是既 言其奇特不俗，又言其天然。韩愈认为，奇险骇俗之语，能很好地表现外物和诗人内心深奥处，所以是十分妥帖 的，犹如自然天成、人工难求的天葩至宝。韩愈于诗和古文，都求奇尚异。他称孟郊的横空硬语为“妥帖”，正与他 称樊宗师的苦涩之文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有相通之处。 《荐士》诗中称赞了李白、杜甫，但话语不多，那是因为诗的主旨在于推荐孟郊的缘故。事实上韩愈对李、杜甚为 倾倒，其诗中屡屡及之。《调张籍》中热情称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赞美李、杜，主要在于称其才力 雄伟不常。《调张籍》所谓“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便是说李杜的诗思惊天动地。 该诗又说自己受李、杜启发感染而诗兴勃发，于是捕捉意象，乃升天入海，穷搜冥索，自由翱翔：“精诚忽交通， 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以一怪字概括其诗思，可见其力求新奇的趣 味；又以“刺手拔鲸牙”形容构思取象，更有不避险难、怪怪奇奇、诗胆之大无所不敢的意味。总之，从韩愈评论诗 人的话中，是很可以体会出他自己的审美倾向的。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字子厚，郡望河东（汉代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进士及第。曾 为集贤正字、蓝田县尉。贞元末为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宪台同僚。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欲改革政治，奇其才，乃擢为礼部员外郎。不久，改革失败，与刘禹锡等均贬为南方远州司马，宗元为永州司马。 在州十年，奉召返京，复贬柳州刺史，有善政，卒于任上。柳宗元的诗文风格与韩愈不同，以峻洁幽深著称，但同 样十分出色。在古文的功用方面，其见解甚为通达；对古文的写作艺术，亦非常重视。有《柳河东集》。《旧唐 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有传。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 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 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 ”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 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 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 吠者几人，而谁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 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抑又 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 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 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 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 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 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 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 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 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 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 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 焉,有余以告焉口口。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口口?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 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柳宗元被贬谪居南方时,从之学习作文者颇有其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土者,皆以子厚为 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韦中立便是其中之-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表示,他不愿居师之名,却很愿意对后进给以指导并一起讨论为文之道。 书中首先强调"文者以明道,而不应徒求文辞的漂亮。所谓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ˆ,是指骈俪文字 而言。在《乞巧文》中,柳宗元说:“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暲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 振,笙簧触手。"更形象地写出了骈文的特征。柳宗元认为此种过分追求外表华靡的文体不利于明道,故竭力加以 反对 但柳宗元并非不讲究写作艺术。相反,他对于“古文"的写作非常用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谈了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广泛学习揣摩古人文章。首先是学习儒家经书。本之《书》以求其质云云,主要是从思想、修养方面而言, 要求通过学习儒经,以提高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求实精神、判断水平和变通能力等。柳宗元认为提高修养是 写好古文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也这样教导后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 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除经书外,先秦子书 《楚辞》和西汉文章也是柳宗元所强调的学习对象。关于此点,除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外,在《报袁君陈秀 才避师名书》等多篇文章都曾论及。柳宗元认为,有些著述虽思想内容驳杂,甚至荒诞不经,但在辩明其谬误之 后,也还是可以从写作方面有分寸地加以汲取。如本文提到的《庄子》《国语》,尤其是《国语》,柳宗元曾施以 批判,但仍举出作为学习对象 二是作者须注意临文之际的态度、精神状态。所谓不可有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大意是指临文须敬,即须有严 肃认真的态度。若轻忽懈怠,信笔写去,文章便可能浮滑而不深沉,或漫无约束而不严整;若作文时心思不淸明 文章便会芜秽杂乱;若作文时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文章便会呈露骄傲自大之态。这应主要是就论说、叙事文体而 言。韩愈说气盛言宜,也可视为是说临文之际的态度,即对于所欲言者须有坚强的自信心,有高亢的精神状态。柳 宗元则多以严肃、检摄角度言之。韩文气势盛大,柳文峻洁严整,恰与其论点相对应。而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二 者强调了不同的侧面,正可互相补充。 三是注重诸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抑之欲其奥"云云,是说文章要做到既深奥又鲜明,既畅达又有节制、有节奏感 既清扬又稳重沉着。我国古代文论,多从矛盾的两面言之。以论“古文而言,权德舆“尚气尚理,有简有通”(《醉 说》)和"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节”(《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等语便已发此意。这些言论,都是说为文须有分寸 感,无过与不及。其语虽简,却是通过大量鉴赏和写作实践得出的真切体会。 柳宗元从事革新活动失败贬谪之后,感到已不可能将遺道施之于政事,便将精力专注于著述,欲以明道之文辟邪 说,定是非,有益于当世和后世。他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 书》)毅然以作文明道为己任。《非国语》就是在永州所作。柳宗元认为左丘明所著的《国语》一书,文辞佳胜, 为人所爱,但其内容实多荒诞不实、似是而非之处,故亟须加以分析批判。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柳宗元是颇为重 视的。他将这部著作寄给好友吕温,希望吕温发表见解,帮助他最终完成它。此信便是寄书稿时所写。 信中体现出柳宗元对所执之“道"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儒道是施行社会政治措施的指导思想,大而无当的空谈无益, 必须切近现实;另一方面,若只是就事论事,便可能如法家断案那样,看似明察,却苛刻而无深远之见,不能通于 大道。总之,他认为须于儒道的精神实质有真切体会,用以帮助、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样行事方能恰当中理。 柳宗元将儒道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因之而得到合理的、不偏激片面的结果,称为大中"。在这方面他对自己具有高 度的自信,并欲立言垂文",使自己的见解在当世发生更大的作用,在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有的论者"好怪而 妄言,推天引神”,那更是诬妄背道;可惜信之者亦不乏其人。《国语》中此类妄说便颇为不少。故柳宗元乃著书 力辟其非。他说若自己的这部著作能给人以启发,则即使招来当世和百世之下的非议,也丝亳不会感到憾恨和愧 恧。其以文明道的决心、信心,今日犹令人激动和敬佩! 本文同《与吕道州书》一样,也是论《非国语》,足见柳宗元对自己这部明圣人之道的著作的重视。这种重视基 于"以辅时及物为道的信念。在柳宗元心目中,学习、掌握儒道,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为了用此道分析、判断现 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以求得更好的解决。辅时及物之道,因被贬谪而不能施之于今,则应垂于后世,那么文便 不可缺少。因此柳宗文又十分重视古文"的写作 在本文中,柳宗元将《国语》喻为"用文锦覆陷阱"。他认为内容荒谬之作,其文采越好,越是吸引人,便越应分析 指明其谬误之处,以免读者受害。但他又主张对此类著作的文辞、写作艺术仍应加以吸取。他说《国语》“其文深 闳杰异”(《非国语序》),“《越》之下篇尤奇峻”(《非国语后序》)。因此,作"古文呵"参之《国语》以博其 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又说: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庯蔽奇怪之语,而黼酸之,金石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 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 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 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柳宗元被贬谪居南方时，从之学习作文者颇有其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 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韦中立便是其中之一。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中表示，他不愿居师之名，却很愿意对后进给以指导并一起讨论为文之道。 书中首先强调“文者以明道”，而不应徒求文辞的漂亮。所谓“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是指骈俪文字 而言。在《乞巧文》中，柳宗元说：“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 振，笙簧触手。”更形象地写出了骈文的特征。柳宗元认为此种过分追求外表华靡的文体不利于明道，故竭力加以 反对。 但柳宗元并非不讲究写作艺术。相反，他对于“古文”的写作非常用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谈了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广泛学习揣摩古人文章。首先是学习儒家经书。“本之《书》以求其质”云云，主要是从思想、修养方面而言， 要求通过学习儒经，以提高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求实精神、判断水平和变通能力等。柳宗元认为提高修养是 写好“古文”的根本的、先决的条件。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也这样教导后学：“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 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除经书外，先秦子书、 《楚辞》和西汉文章也是柳宗元所强调的学习对象。关于此点，除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外，在《报袁君陈秀 才避师名书》等多篇文章都曾论及。柳宗元认为，有些著述虽思想内容驳杂，甚至荒诞不经，但在辩明其谬误之 后，也还是可以从写作方面有分寸地加以汲取。如本文提到的《庄子》《国语》，尤其是《国语》，柳宗元曾施以 批判，但仍举出作为学习对象。 二是作者须注意临文之际的态度、精神状态。所谓不可有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大意是指临文须敬，即须有严 肃认真的态度。若轻忽懈怠，信笔写去，文章便可能浮滑而不深沉，或漫无约束而不严整；若作文时心思不清明， 文章便会芜秽杂乱；若作文时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文章便会呈露骄傲自大之态。这应主要是就论说、叙事文体而 言。韩愈说气盛言宜，也可视为是说临文之际的态度，即对于所欲言者须有坚强的自信心，有高亢的精神状态。柳 宗元则多以严肃、检摄角度言之。韩文气势盛大，柳文峻洁严整，恰与其论点相对应。而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二 者强调了不同的侧面，正可互相补充。 三是注重诸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抑之欲其奥”云云，是说文章要做到既深奥又鲜明，既畅达又有节制、有节奏感， 既清扬又稳重沉着。我国古代文论，多从矛盾的两面言之。以论“古文”而言，权德舆“尚气尚理，有简有通”（《醉 说》）和“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节”（《兵部郎中杨君集序》）等语便已发此意。这些言论，都是说为文须有分寸 感，无过与不及。其语虽简，却是通过大量鉴赏和写作实践得出的真切体会。 柳宗元从事革新活动失败贬谪之后，感到已不可能将“道”施之于政事，便将精力专注于著述，欲以明道之文辟邪 说，定是非，有益于当世和后世。他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 书》）毅然以作文明道为己任。《非国语》就是在永州所作。柳宗元认为左丘明所著的《国语》一书，文辞佳胜， 为人所爱，但其内容实多荒诞不实、似是而非之处，故亟须加以分析批判。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柳宗元是颇为重 视的。他将这部著作寄给好友吕温，希望吕温发表见解，帮助他最终完成它。此信便是寄书稿时所写。 信中体现出柳宗元对所执之“道”的坚强信念。他认为儒道是施行社会政治措施的指导思想，大而无当的空谈无益， 必须切近现实；另一方面，若只是就事论事，便可能如法家断案那样，看似明察，却苛刻而无深远之见，不能通于 大道。总之，他认为须于儒道的精神实质有真切体会，用以帮助、指导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样行事方能恰当中理。 柳宗元将儒道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并因之而得到合理的、不偏激片面的结果，称为“大中”。在这方面他对自己具有高 度的自信，并欲“立言垂文”，使自己的见解在当世发生更大的作用，在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有的论者“好怪而 妄言，推天引神”，那更是诬妄背道；可惜信之者亦不乏其人。《国语》中此类妄说便颇为不少。故柳宗元乃著书 力辟其非。他说若自己的这部著作能给人以启发，则即使招来当世和百世之下的非议，也丝毫不会感到憾恨和愧 恧。其以文明道的决心、信心，今日犹令人激动和敬佩！ 本文同《与吕道州书》一样，也是论《非国语》，足见柳宗元对自己这部“明圣人之道”的著作的重视。这种重视基 于“以辅时及物为道”的信念。在柳宗元心目中，学习、掌握儒道，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为了用此道分析、判断现 实的政治、社会问题，以求得更好的解决。辅时及物之道，因被贬谪而不能施之于今，则应垂于后世，那么“文”便 不可缺少。因此柳宗文又十分重视“古文”的写作。 在本文中，柳宗元将《国语》喻为“用文锦覆陷阱”。他认为内容荒谬之作，其文采越好，越是吸引人，便越应分析 指明其谬误之处，以免读者受害。但他又主张对此类著作的文辞、写作艺术仍应加以吸取。他说《国语》“其文深 闳杰异”（《非国语序》），“《越》之下篇尤奇峻”（《非国语后序》）。因此，作“古文”可“参之《国语》以博其 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又说：“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
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非国语后序》)他将《国语》 视为反面教材,从中得出了文采重要、必须十分重视的结论。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節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 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 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口口?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 戏谑兮,不为虐兮。口口”《太史公 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曰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口口,应对进退口口,掬溜播洒 口口口,则罢惫而废乱口口口,故有息焉游焉"之说口口口,“不学操缦,不能安弦"□口。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 玄酒口口口,体节之荐口口口,味之至者口口口。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楯梨□口口、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 鼻口口口,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薙口口口,屈到之芰口口口,曾晳之羊枣口口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 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口口?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 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口口口,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 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口口,而贪常嗜琐者,犹咕咕 然动其喙口口口,彼亦甚劳矣乎! 柳宗元强调作古文以明道,同时认为“古文也还可有审美愉悦的作用。任柳州剌史时,他曾奉桂管观察使裴行立 之命撰写《訾家洲记》。在奉上该文时所写启中,他说:“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累奉游 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气可知柳宗元对于以古文描绘物象是充分肯定的,而且非常用心地去观察描 写,去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实践。他的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就是这种文学观点的最好体现。最能反映柳宗元对于古文 功用的通达态度的,是其《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这篇题序作于元和五年。韩愈《毛颖传》以史传体裁和笔法为毛笔立传,颇有游戏意味。当时有人加以非议讥讪, 柳宗元乃为之辩护。其主旨在于申明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凭恃圣人立论,其实反映了关于古文功能的看法,即 古文也可具有娱悦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必要的,有益于世的,与明道不但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其理由有二: 一是人的生活必须张弛劳逸相结合,学习讲道习礼之余,也必须有娱乐休息。二是人的趣味、爱好多种多样,即使 嗜奇好异,与常人不同,也应得到满足,故作品的内容、风貌自应丰富多彩,奇特滑稽之作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文中讽刺那些讪笑《毛颖传》者"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表现了对于当时骈俪文辞 的轻蔑。柳宗元认为那些作者陈陈相因,徒事华藻而无骨力。而称赞以古文写作的《毛颖传》,则能牢牢吸引读者 的注意,给读者带来一种目不暇接的紧张感。 柳宗元、韩愈对于“古文功用的看法都颇为通达,在强调以文明道的同时,都不排斥其审美愉悦的作用。这与某些 古文运动前驱者的狭隘观点颇有不同。这也是韩、柳的古文创作能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 ●关闭窗口
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非国语后序》）他将《国语》 视为反面教材，从中得出了文采重要、必须十分重视的结论。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 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 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 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 ，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 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樝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 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 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 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 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呫呫 然动其喙，彼亦甚劳矣乎！ 柳宗元强调作“古文”以明道，同时认为“古文”也还可有审美愉悦的作用。任柳州刺史时，他曾奉桂管观察使裴行立 之命撰写《訾家洲记》。在奉上该文时所写启中，他说：“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累奉游 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可知柳宗元对于以古文描绘物象是充分肯定的，而且非常用心地去观察描 写，去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实践。他的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就是这种文学观点的最好体现。最能反映柳宗元对于古文 功用的通达态度的，是其《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这篇题序作于元和五年。韩愈《毛颖传》以史传体裁和笔法为毛笔立传，颇有游戏意味。当时有人加以非议讥讪， 柳宗元乃为之辩护。其主旨在于申明“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凭恃圣人立论，其实反映了关于古文功能的看法，即 古文也可具有娱悦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必要的，有益于世的，与“明道”不但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其理由有二： 一是人的生活必须张弛劳逸相结合，学习讲道习礼之余，也必须有娱乐休息。二是人的趣味、爱好多种多样，即使 嗜奇好异，与常人不同，也应得到满足，故作品的内容、风貌自应丰富多彩，奇特滑稽之作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文中讽刺那些讪笑《毛颖传》者“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表现了对于当时骈俪文辞 的轻蔑。柳宗元认为那些作者陈陈相因，徒事华藻而无骨力。而称赞以古文写作的《毛颖传》，则能牢牢吸引读者 的注意，给读者带来一种目不暇接的紧张感。 柳宗元、韩愈对于“古文”功用的看法都颇为通达，在强调以文明道的同时，都不排斥其审美愉悦的作用。这与某些 古文运动前驱者的狭隘观点颇有不同。这也是韩、柳的古文创作能获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