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08-0620浏览次数:1575 第六章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词由诗衍化而来,但二者又体性各异,独立发展。与词的创作相伴而产生的词学理论既 是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的理论个性和理论价值,有着区别于诗学 理论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由于词在相当的发展历程中被定位于“诗之余”, 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极强,因此,词学理论的硏究-直并不发达,这一态势 从清未到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 看,二十世纪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开创 期。这一时期,从研究特征上看,主要是承接晩清词茡硏究之余绪,借鉴西方文艺理 论,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初步变革。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是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 词学硏究转化的主要代表,而胡适则以文学进化论思想为基础奠定了词史观变革的基 础。虽然传统的作法硏究、体式硏究、读法硏究仍然在词学理论硏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的杰出贡献,开创期的古代词 学研究形成了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三足鼎立的硏究格局,为词学理论 研究的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渡期。这一时期,论题相对 比较单一、集中(主要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和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讨论),并且,相 关的论争打下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除词学文献的整理有所收获外,这-时期的总体硏 究成绩不高。三是新时期以来的兴旺期。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在宽松的政治氛 围和学术环境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词学文献整理有长足进步;词学硏究 范围大大拓展;词学史撰写取得实质性突破;词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开始起步;综 论性专题著作激增;集大成式的辞典编撰得以完成。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 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以下就二十世纪古代词学理论的硏究大势、重要论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梳 理 、研究之大势 20世纪词学硏究的历史实际上承接自晚清词学。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 家"的影响深远及20世纪前三十年,他们在整理词学文献、校勘词学版本、硏判流派宗 尚、品评风格倾向、把握词学审美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构架词史观念等重要问题上都 20世纪词学硏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正是在这种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 词并开始其词学硏究的。1906年至1907年,他的《人间词》甲乙稿刊印问世。1908年, 《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了他的著名的《人间词话》。他还对《片玉词》、《桂翁词》 《花间集》、《尊前集》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成为20世纪词学硏究的一面旗帜。与有 清代将“尊词视为词学研判工作之首要任务不同的是,王国维抛弃了旧词学“与 《风》、《骚》同旨"的儒家传统教化观念,“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将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嫁接到词话这种传统艺术理论形式上,不仅打破了传 统词学旧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格局,还创造岀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境 界"与“无境界、“主观之诗人ˉ与客观之诗人∵、造境ˉ与写境、隔”与“不隔″等一系列带 有中西方文艺美学合璧色彩的概念或范畴,成为传统词学硏究向现代词学硏究转化的 个界碑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同他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的词 研究框架以及对词史的认识,又是同他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密切相关的。胡适尝试用古 文--白话的消长起伏运动来建构文学史,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国语文学看成是 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断言“古文传 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而白话文学史则是“活文学的历史。(2) 从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词史观,认为词经历了本身”、“替 身和“鬼”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清代词学的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史
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 2008-06-20 浏览次数: 1575 第六章 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词由诗衍化而来，但二者又体性各异，独立发展。与词的创作相伴而产生的词学理论既 是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的理论个性和理论价值，有着区别于诗学 理论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由于词在相当的发展历程中被定位于“诗之余”， 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极强，因此，词学理论的研究一直并不发达，这一态势 从清末到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 看，二十世纪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开创 期。这一时期，从研究特征上看，主要是承接晚清词学研究之余绪，借鉴西方文艺理 论，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初步变革。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是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 词学研究转化的主要代表，而胡适则以文学进化论思想为基础奠定了词史观变革的基 础。虽然传统的作法研究、体式研究、读法研究仍然在词学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的杰出贡献，开创期的古代词 学研究形成了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为词学理论 研究的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渡期。这一时期，论题相对 比较单一、集中（主要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和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讨论），并且，相 关的论争打下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除词学文献的整理有所收获外，这一时期的总体研 究成绩不高。三是新时期以来的兴旺期。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在宽松的政治氛 围和学术环境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词学文献整理有长足进步；词学研究 范围大大拓展；词学史撰写取得实质性突破；词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开始起步；综 论性专题著作激增；集大成式的辞典编撰得以完成。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 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以下就二十世纪古代词学理论的研究大势、重要论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梳 理。 一 、研究之大势 20世纪词学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承接自晚清词学。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 家”的影响深远及20世纪前三十年，他们在整理词学文献、校勘词学版本、研判流派宗 尚、品评风格倾向、把握词学审美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构架词史观念等重要问题上都对 20世纪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正是在这种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 词并开始其词学研究的。1906年至1907年，他的《人间词》甲乙稿刊印问世。1908年， 《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了他的著名的《人间词话》。他还对《片玉词》、《桂翁词》、 《花间集》、《尊前集》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与有 清一代将“尊词”视为词学研判工作之首要任务不同的是，王国维抛弃了旧词学“与 《风》、《骚》同旨”的儒家传统教化观念，“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将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嫁接到“词话”这种传统艺术理论形式上，不仅打破了传 统词学旧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格局，还创造出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境 界”与“无境界”、“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等一系列带 有中西方文艺美学合璧色彩的概念或范畴，成为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一 个界碑。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同他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的词 学研究框架以及对词史的认识，又是同他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密切相关的。胡适尝试用古 文---白话的消长起伏运动来建构文学史，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国语文学看成是“一千 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断言“古文传 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而白话文学史则是“活文学的历史”。（2） 从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词史观，认为词经历了“本身”、“替 身”和“鬼”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清代词学的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史
搬演,其虚假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毫无生气。他还将词本身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 词和“词匠的词”,对那些缺少活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真美而充斥着烂书袋`、烂调子"的技 术主义与工艺主义的“词匠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总的来看,胡适在词学研究方面,主 要是从旧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建设的宏阔文化眼光出发,通过对文学进化论思想的阐释来 实现词学硏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文化哲学的眼光与批评方法不仅把词学研究推进 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更为后继者在文学学术观念的更新、现代词学研究意识的 培养上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三百多种各类文学史著作,不少著作在安排词 史、词学史的时候都明显地接受了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而在具体的词茡硏究中,这种 影响也清晰可见,如顾敦鏢《笠翁词学》一文就阐发了李笠翁词学的革命性,他说:我 所以介绍笠翁的词学,不但因为他的学说有历史的价值,也是因他的意见,在文学革命 以后的今日,还有指挥新作家的势力”。(3) 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艺观念或进化论文学史观来讨论词学有别的 是,不少研究者仍然以旧式硏究方法来硏究词学。如蒋兆兰的《词说》以朱彝尊《词 综》、万树《词律》为“词家必备之书”,以婉约为正宗来讨论词论、词法问题。陈洵的 《海绡翁说词》则师尊周、吴,以俨严律`、“贵拙"、“贵养"、“內美"为论词之标准。这一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以论词之作法、体式、读法和硏究方法为主的著作,如徐敬修的《词学 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世界书局,1928年)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则是断代词学史硏究开始岀现,如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 大东书局,1926年)即是较早全面硏究清代词学的著作。这本2万多字的专论,引用谭献 的评论把清词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种,并在派别一章勾勒了浙西 派和常州派两家的发展线索及其影响。在作者看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家推崇南 宋姜夔、张炎,多在声律字句上用功夫,恪守旧法而较少创新。与此相对照的是,作者 给予常州词派在词史上以极高的地位,认为“自是以还,词学大昌”。又由于词学理论缺乏 系统的论著,评论家的观点、标准等多体现于选本之中,因而,作者深谙此道,特立“选 本”一章,对《词综》、《宋四家词》等加以评述,分析了清代词选家们的理论见解。该 著也有不少缺陷,如论词基本上以常州派意内言外、有厚入间¨的理论主张为标准,对常 州派常有过誉之词,而对浙西派的评价则有失公允 如果说20世纪前二十年是现代词学研究的草创期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则是中国词 学硏究的—个高潮期。这主要表现在:一、词学硏究有了自己的刊物与阵地。三十年 代,龙榆生等人创立的词学专门性刊物《词学季刊》为词学硏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词学原理性探讨的专著络绎而岀。如夏敬观的《词调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 年)、梁启勋的《词学》(京城印书局,1932年)、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3年)、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胡云翼的《词学 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任 二北的《词学硏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三 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词史著作,如刘毓盘的《词史》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胡云翼 的《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和《中国词史大纲》(北新书局,1933 年)、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7年)等。其中,刘毓盘的《词史》代表 了词史研究的早期成就,查猛济曾在《刘子庚先生和词学》一文中高度评价说:“近代词 学大概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象朱古微、况夔生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 重意境方面的,象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两方面 的长处”。(4)四、词学文献的校勘或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唐圭璋于1934年自行出 资辑印《词话丛编》,收录词话60种(后又另辑25种重加修订),可说是功在当代,利 在后世。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解放后辑成)中的梦窗、南唐二主等12家10种年 谱,也都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五、词学硏究格局的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词学 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等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还相应地有了各自大师 级的学术人物。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位词学大师鼎足而立,不仅在词学研究领域 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个性。龙榆生长于词学批评学硏究,用近 现代以来的文艺学理论进行词学的宏观硏究,对词的起源、发展、创作、艺术风格及作 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词的审美特征和词史的发展规律等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探讨与论证。他的《研究词学之商榷》、《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体之 演进》、《晩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颇具现 代文艺美学意识的专论,打破了旧式词学侧重于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传
搬演，其虚假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毫无生气。他还将词本身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 词”和“词匠的词”，对那些缺少活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真美而充斥着“烂书袋”、“烂调子”的技 术主义与工艺主义的“词匠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总的来看，胡适在词学研究方面，主 要是从旧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建设的宏阔文化眼光出发，通过对文学进化论思想的阐释来 实现词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文化哲学的眼光与批评方法不仅把词学研究推进 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更为后继者在文学学术观念的更新、现代词学研究意识的 培养上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三百多种各类文学史著作，不少著作在安排词 史、词学史的时候都明显地接受了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而在具体的词学研究中，这种 影响也清晰可见，如顾敦鍒《笠翁词学》一文就阐发了李笠翁词学的革命性，他说：“我 所以介绍笠翁的词学，不但因为他的学说有历史的价值，也是因他的意见，在文学革命 以后的今日，还有指挥新作家的势力”。（3） 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艺观念或进化论文学史观来讨论词学有别的 是，不少研究者仍然以旧式研究方法来研究词学。如蒋兆兰的《词说》以朱彝尊《词 综》、万树《词律》为“词家必备之书”，以婉约为正宗来讨论词论、词法问题。陈洵的 《海绡翁说词》则师尊周、吴，以“严律”、“贵拙”、“贵养”、“内美”为论词之标准。这一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以论词之作法、体式、读法和研究方法为主的著作，如徐敬修的《词学 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世界书局，1928年）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则是断代词学史研究开始出现，如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 大东书局，1926年）即是较早全面研究清代词学的著作。这本2万多字的专论，引用谭献 的评论把清词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种，并在“派别”一章勾勒了浙西 派和常州派两家的发展线索及其影响。在作者看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家推崇南 宋姜夔、张炎，多在声律字句上用功夫，恪守旧法而较少创新。与此相对照的是，作者 给予常州词派在词史上以极高的地位，认为“自是以还，词学大昌”。又由于词学理论缺乏 系统的论著，评论家的观点、标准等多体现于选本之中，因而，作者深谙此道，特立“选 本”一章，对《词综》、《宋四家词》等加以评述，分析了清代词选家们的理论见解。该 著也有不少缺陷，如论词基本上以常州派“意内言外、有厚入间”的理论主张为标准，对常 州派常有过誉之词，而对浙西派的评价则有失公允。 如果说20世纪前二十年是现代词学研究的草创期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则是中国词 学研究的一个高潮期。这主要表现在：一、词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刊物与阵地。三十年 代，龙榆生等人创立的词学专门性刊物《词学季刊》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词学原理性探讨的专著络绎而出。如夏敬观的《词调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 年）、梁启勋的《词学》（京城印书局，1932年）、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3年）、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胡云翼的《词学 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任 二北的《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三、 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词史著作，如刘毓盘的《词史》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胡云翼 的《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和《中国词史大纲》（北新书局，1933 年）、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7年）等。其中，刘毓盘的《词史》代表 了词史研究的早期成就，查猛济曾在《刘子庚先生和词学》一文中高度评价说：“近代词 学大概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象朱古微、况夔生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 重意境方面的，象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两方面 的长处”。（4）四、词学文献的校勘或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唐圭璋于1934年自行出 资辑印《词话丛编》，收录词话60种（后又另辑25种重加修订），可说是功在当代，利 在后世。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解放后辑成）中的梦窗、南唐二主等12家10种年 谱，也都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五、词学研究格局的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词学 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等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还相应地有了各自大师 级的学术人物。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位词学大师鼎足而立，不仅在词学研究领域 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个性。龙榆生长于词学批评学研究，用近 现代以来的文艺学理论进行词学的宏观研究，对词的起源、发展、创作、艺术风格及作 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词的审美特征和词史的发展规律等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探讨与论证。他的《研究词学之商榷》、《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体之 演进》、《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颇具现 代文艺美学意识的专论，打破了旧式词学侧重于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传
统,开启了用现代文艺学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词学宏观研究的新理路。夏承焘长于词学 考据学硏究,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以及词乐、声律的研究。他从一般词籍校勘深入 到词乐领域,进行精密细致的声学考订工作,其《白石歌曲旁谱辨》、《姜白石词编年 笺注》是白石歌词创作与乐律资料的百科全书。他于词籍校勘之外,进行规模浩大的谱 牒考订工作,是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其后出之《唐宋词人年谱》是治词者案头必备之 书。他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词法考订工作,编辑《词例》,其词例归纳为后学打开了 不少法门。这项工作与他早年的谱牒考订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几十年不曾中断。此外, 他还于考订之外,对词作家、词学理论也有深入的硏究,如《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 议》、《词律三考》等专文,也多是善于将词学考证结论或成果融入其理论思考的力 作。(5)唐圭璋长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硏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他穷毕生精力 致力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除《词话丛编》这部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之外,他于抗战 前编著的《宋词纪事》,按时代先后分列宋代词人(列词人279位),也是宋词硏究中有 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以宋证宋"的方法论原则对词集整理与词话研究也极有启发作 用 五、六十年代是词学研究的过渡期。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是关于 李煜词的讨论,二是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讨论。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是从1955 年8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第64期发表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 英、聂石樵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李煜其人和南唐社会的 评价;2、前期李煜词的爱情描写和人民性问题;3、后期李煜词与爱国主乂问题。后期 的中心议题是“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且开始涉及到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对这 问题的主要解答有类似-共鸣'说、情绪、感触-共鸣”说以及“典型-共鸣说几种看 法,最后以何其芳的典型-共鸣说为权威的解答。1957年开始的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 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高→低→高→低的发展过程。最初肯定的声音较高,繆钺 程干帆、谭丕模等人对李清照倍加颂扬。1958年,由于大跃进'思潮和当时教改形势的 需要,李清照硏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批判,李清照及其词作也遭到否定。从1959 年到1962年,对李清照词作及《词论》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并岀现了分歧,夏承焘、 2、关于李清照词所体现思想情感的评价问题;3到 唐圭璋等词学大家也参加了讨论。讨论内容主要氵 关于李清照的改嫁问题;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问题。主 要针对的是她的别是一家说,同时还涉及到李清照对北宋诸词家的评论,以及李清照的 词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后有详论)。此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 下,古典文学包括词学硏究渐趋沉寂,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硏究与争论也以一代词宗夏 承焘的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的带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而结束。(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词学文献的校勘或笺注方面有一定的收获。如1957年古典文 学出版社校订重印的凊代张宗橚的《词林纪事》、杜维沬校点的《白雨斋词话》(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9年)、王幼安等注释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 版社,1960年)、廖德明校点的《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夏承 焘等校笺的《〈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王幼安校 点与校订的《渚山堂词话》和《词品》(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勻 新时期以来是词学研究的兴旺期。这一时期,20世纪的重要词学典籍几乎全部整理重 印,从宋代到清未的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几乎全部整理出版,词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氛围与 此前的相比,得到极大改善。词学界关于婉约派的正名问题、对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的 重新评价问题等讨论更为深入,不仅各种富有开拓性的专著络绎而出,而且多元化的硏 究格局与评价体系也逐步形成,1981年开始创刊的《词学》(已出10期,后停刊)则为 研究者提供了—个较好的交流与探索的理论园地。在这一较好学术氛围中展开的词学理 论与批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词学文献资料的整理有了新收获 词学理论资料的整理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取得明显的进步。唐圭璋修订校改的《词话丛 》,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所收宋代至近现代以来词话增至85种,且一—作 了标点,为迄今收入词论最多的资料书,是研究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在词学 研究上具有集资料之大成的价值。由他校注的《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对词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和周玉魁二人还分别对唐圭 璋《词话丛编》中的标点体例混乱、标点体例不当、断句标点错讹等问题迸行了指正, 这种不以权威为迷信,善于发现错误、勇于指出错误的硏究风气值得赞许。(7)其它的
统，开启了用现代文艺学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词学宏观研究的新理路。夏承焘长于词学 考据学研究，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以及词乐、声律的研究。他从一般词籍校勘深入 到词乐领域，进行精密细致的声学考订工作，其《白石歌曲旁谱辨》、《姜白石词编年 笺注》是白石歌词创作与乐律资料的百科全书。他于词籍校勘之外，进行规模浩大的谱 牒考订工作，是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其后出之《唐宋词人年谱》是治词者案头必备之 书。他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词法考订工作，编辑《词例》，其词例归纳为后学打开了 不少法门。这项工作与他早年的谱牒考订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几十年不曾中断。此外， 他还于考订之外，对词作家、词学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如《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 议》、《词律三考》等专文，也多是善于将词学考证结论或成果融入其理论思考的力 作。（5）唐圭璋长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他穷毕生精力， 致力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除《词话丛编》这部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之外，他于抗战 前编著的《宋词纪事》，按时代先后分列宋代词人（列词人279位），也是宋词研究中有 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以宋证宋”的方法论原则对词集整理与词话研究也极有启发作 用。 五、六十年代是词学研究的过渡期。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是关于 李煜词的讨论，二是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讨论。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是从1955 年8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第64期发表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 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一文和同期詹安泰的答复开始的。游国恩、谭丕模、邓魁 英、聂石樵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李煜其人和南唐社会的 评价；2、前期李煜词的爱情描写和人民性问题；3、后期李煜词与爱国主义问题。后期 的中心议题是“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且开始涉及到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对这 一问题的主要解答有“类似--共鸣”说、“情绪、感触--共鸣”说以及“典型--共鸣”说几种看 法，最后以何其芳的“典型--共鸣”说为权威的解答。1957年开始的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 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高→低→高→低的发展过程。最初肯定的声音较高，繆钺、 程千帆、谭丕模等人对李清照倍加颂扬。1958年，由于“大跃进”思潮和当时教改形势的 需要，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批判，李清照及其词作也遭到否定。从1959 年到1962年，对李清照词作及《词论》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并出现了分歧，夏承焘、 唐圭璋等词学大家也参加了讨论。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到：1、关于李清照的改嫁问题 ； 2、关于李清照词所体现思想情感的评价问题；3、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问题。主 要针对的是她的“别是一家”说，同时还涉及到李清照对北宋诸词家的评论，以及李清照的 词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后有详论）。此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 下，古典文学包括词学研究渐趋沉寂，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研究与争论也以一代词宗夏 承焘的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的带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而结束。（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词学文献的校勘或笺注方面有一定的收获。如1957年古典文 学出版社校订重印的清代张宗橚的《词林纪事》、杜维沫校点的《白雨斋词话》（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9年）、王幼安等注释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 版社，1960年）、廖德明校点的《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夏承 焘等校笺的《〈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王幼安校 点与校订的《渚山堂词话》和《词品》（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等。 新时期以来是词学研究的兴旺期。这一时期，20世纪的重要词学典籍几乎全部整理重 印，从宋代到清末的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几乎全部整理出版，词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氛围与 此前的相比，得到极大改善。词学界关于婉约派的正名问题、对“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的 重新评价问题等讨论更为深入，不仅各种富有开拓性的专著络绎而出，而且多元化的研 究格局与评价体系也逐步形成，1981年开始创刊的《词学》（已出10期，后停刊）则为 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交流与探索的理论园地。在这一较好学术氛围中展开的词学理 论与批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词学文献资料的整理有了新收获。 词学理论资料的整理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取得明显的进步。唐圭璋修订校改的《词话丛 编》，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所收宋代至近现代以来词话增至85种，且一一作 了标点，为迄今收入词论最多的资料书，是研究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在词学 研究上具有集资料之大成的价值。由他校注的《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对词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和周玉魁二人还分别对唐圭 璋《词话丛编》中的标点体例混乱、标点体例不当、断句标点错讹等问题进行了指正， 这种不以权威为迷信，善于发现错误、勇于指出错误的研究风气值得赞许。（7）其它的
妆获有:滕咸恵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31年)、许文雨的《人间词话 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屈兴国的《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 1983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历代诗话词话选》、龚兆吉编的《历代词论新编》 (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蔡桢的《词源疏证》(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王百 里的《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施议对的《人间词话译注》(广 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 20世纪末收获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和《宋元词 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两著对词学理论研究也极有帮助。由于词为诗余的传 统观念,加之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很强,词学论著向来不受重视,为之注 释、解诂者则更少。唐圭璋的《词话丛编》、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 著选辑》等虽收录不少词话著作,但词籍序跋类的散篇材料却未能收录,金启华等的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岀版社,1990年)和施蛰存的《词籍序跋萃编》在此 方面可说是贡献甚巨,惜乎只裒集原文,未作注疏,就此而言,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 代词学论著选》就具有特殊的价值。该著按词的历史发展顺序,共收录唐代至近代各类 词学论著140家229篇,详加注释(绝大多数属于首次加注),并就其中的理论观点根据 自己的研究心得作言简意赅的综合评释,对词学理论的硏究和普及都极有帮助。施蛰 存、陈如江的《宋元词话》遍检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野史、琐谈等著述中的词 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录得词话近干则,实可为唐圭璋《词话丛编》的补编。 据辑录者介绍,这一工作实际从抗战时即已开始,历尽战火与政治动荡,至世纪末才得 以面世,所录宋人词话,仅将存世的宋人笔记过眼一遍,就极为不易,其间辛苦可以想 见,此书可以说弥补了宋代词话专著独少的缺憾。据悉,钟振振等人正在编撰《历代词 已事会评丛书》,这部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 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 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 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并且,编者"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 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以免学界继续以讹传讹",(8)相信它的出版 将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在词乐、词韵、词谱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有不少收获。如词乐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8年重印了《羯鼓录》、《乐府杂录》和《碧鸡漫志》的合订本。词韵方面,张保 先、王珍所编之《词林新韵》(中国国际广播岀版社,1989年)以十三辙'韵部系统为 居编成,对诗、词、曲的写作很适用。词律与词谱方面,《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钦定词谱》(中国书店,1979年)都有影印本出版,舒梦兰的《白香词 谱》则分别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柳淇校订本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顾学颉 校订本。杨文生的《词谱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列词谱120多种,附“词韵 常用字表及普通话十八韵和京剧韵十三辙对照表”,对每一词牌征引历代词话中的相关 评论,以便读者了解,然后列出平仄并附实例,或加按语进行解释,也很有学术价值。 在书目及论文索引上,新时期以来也有不小的收获。如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 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所附曹济平辑录的《词学要籍简介》,依唐圭璋《词 话丛编》所录八十多种历代词话传本,略述其书目版本、作者及卷数,并间附散佚词 话,对初治词学者颇为有益。张葆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所附汤炳能编撰 的《诗话词话研究论文索引》,以朝代为序,收录了1906-191年间的硏究论著目录, 对词学硏究很有帮助。刘扬忠编著的《宋词硏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所 附之《建国以来宋词研究重要论文索引》(1949-1987)、《1919-1949年宋词研究 重要论文索引》、《台湾省宋词硏究部分论文索引》和《日本及欧美宋词研究主要文献 索引》(部分)对宋代词学理论硏究也很有学术价值。此外,刘尊明编辑的《词学研究 论文索引(1993-1995)》和《1993-1995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续补)》、中华书 局出版的《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等,也都给词学硏究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二、词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大拓展,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 新时期以前词学硏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李清照、王灼、张炎、胡仔、李渔、朱彝尊、陈 廷焯、况周颐、周济、刘熙载、王国维等人,除对王国维、李清照、刘煕载等人的讨论 较多外,对其它人的研究都只有 篇文章论及,且论述也大多比较简略。例如,西 谛在其读书杂记中曾对王灼的《碧鸡漫志》作简介说:“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
收获有：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许文雨的《人间词话 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屈兴国的《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 1983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历代诗话词话选》、龚兆吉编的《历代词论新编》 （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蔡桢的《词源疏证》（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王百 里的《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施议对的《人间词话译注》（广 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 20世纪末收获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和《宋元词 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两著对词学理论研究也极有帮助。由于词为诗余的传 统观念，加之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很强，词学论著向来不受重视，为之注 释、解诂者则更少。唐圭璋的《词话丛编》、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 著选辑》等虽收录不少词话著作，但词籍序跋类的散篇材料却未能收录，金启华等的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施蛰存的《词籍序跋萃编》在此 方面可说是贡献甚巨，惜乎只裒集原文，未作注疏，就此而言，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 代词学论著选》就具有特殊的价值。该著按词的历史发展顺序，共收录唐代至近代各类 词学论著140家229篇，详加注释（绝大多数属于首次加注），并就其中的理论观点根据 自己的研究心得作言简意赅的综合评释，对词学理论的研究和普及都极有帮助。施蛰 存、陈如江的《宋元词话》遍检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野史、琐谈等著述中的词 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录得词话近千则，实可为唐圭璋《词话丛编》的补编。 据辑录者介绍，这一工作实际从抗战时即已开始，历尽战火与政治动荡，至世纪末才得 以面世，所录宋人词话，仅将存世的宋人笔记过眼一遍，就极为不易，其间辛苦可以想 见，此书可以说弥补了宋代词话专著独少的缺憾。据悉，钟振振等人正在编撰《历代词 纪事会评丛书》，这部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 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 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 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 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并且，编者“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 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以免学界继续以讹传讹”，（8）相信它的出版 将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在词乐、词韵、词谱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有不少收获。如词乐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8年重印了《羯鼓录》、《乐府杂录》和《碧鸡漫志》的合订本。词韵方面，张保 先、王珍所编之《词林新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以“十三辙”韵部系统为 据编成，对诗、词、曲的写作很适用。词律与词谱方面，《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钦定词谱》（中国书店，1979年）都有影印本出版，舒梦兰的《白香词 谱》则分别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柳淇校订本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顾学颉 校订本。杨文生的《词谱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列词谱120多种，附“词韵 常用字表”及“普通话十八韵和京剧韵十三辙对照表”，对每一词牌征引历代词话中的相关 评论，以便读者了解，然后列出平仄并附实例，或加按语进行解释，也很有学术价值。 在书目及论文索引上，新时期以来也有不小的收获。如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 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所附曹济平辑录的《词学要籍简介》，依唐圭璋《词 话丛编》所录八十多种历代词话传本，略述其书目版本、作者及卷数，并间附散佚词 话，对初治词学者颇为有益。张葆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所附汤炳能编撰 的《诗话词话研究论文索引》，以朝代为序，收录了1906—1991年间的研究论著目录， 对词学研究很有帮助。刘扬忠编著的《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所 附之《建国以来宋词研究重要论文索引》（1949—1987）、《1919—1949年宋词研究 重要论文索引》、《台湾省宋词研究部分论文索引》和《日本及欧美宋词研究主要文献 索引》（部分）对宋代词学理论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此外，刘尊明编辑的《词学研究 论文索引（1993－1995）》和《1993－1995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续补）》、中华书 局出版的《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等，也都给词学研究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 二、词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大拓展，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 新时期以前词学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李清照、王灼、张炎、胡仔、李渔、朱彝尊、陈 廷焯、况周颐、周济、刘熙载、王国维等人，除对王国维、李清照、刘熙载等人的讨论 较多外，对其它人的研究都只有一、二篇文章论及，且论述也大多比较简略。例如，西 谛在其读书杂记中曾对王灼的《碧鸡漫志》作简介说：“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
律,而后有文章,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感反受音律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 达,大概这也是—个原因。宋王灼《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9)至 于如何"说得极好”,以下就语焉不详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硏究的对象明显增加,范围大 大拓展,一些以前不曾为人所关注的词论家或词学理论现象都进入到了硏究者的视野 如宋人选宋词问题、清词选本的批评价值、杨慎的《词品》及其词境'论、陈子龙的词 学观、李渔的《窥词管见》、彭追孙的《金粟词话》、王土祯的词论、徐鉫的《词苑丛 谈》、舒梦兰及其《白香词谱》、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 话》、冯煦的词论、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等,都有专门论述,其中不少还是词 研究中新开辟的领域。在硏究方法上,则基本实现了“从直观鉴赏到逻辑论证、从单一思 维到综合硏究”(10)的转换。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为例,就可以看出上述特 点。新时期以前,有关王国维及其《人问词话》研究的文章约有四十多篇,而从新时期 到九十年代初,文章与论著则增至二百多篇(部)。新时期以前对王国维及其《人间词 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境界说、“隔”与不隔说的研究,以及对其唯心论思想实质的批 判几个中心议题上。从新时期开始,研究的视界则明显拓宽,研究方法也更趋逻辑化、 多样化。如从现代文艺理论角度分析境界的专文就颇为不少,这其中,从文学特征论分 析境界说的有之;从范畴论分析境界说有之;从文学创作论分析墳境界说的有之;从 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境界的有之;从文学鉴赏论角度分析境界'论也有之。对境界"说 所作的逻辑性理论阐发,既涉及到'境界¨说的理论结构及其意乂,也涉及到境界"说的内 涵与层次。在探讨境界说的思想渊源方面,剖析ˆ境界¨说之禅宗意蕴的有之,梳理境 界说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的亦有之。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词学研究,范围更 研究方法更趋多化样,入思方式也更趋合理。 专门研讨会的召开为词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1983年11月在华 东师大举办的词学讨论会,就婉约与豪放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词的诗化问题等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1990年6月在美国举办的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对词之美学特性与形式问 题、词评与词籍的保存和词的接受、词学硏究之未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1) 1991年10月,广西师大、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在桂林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诗 话词话学术研究会。会议对有关诗话的定义和范畴、诗话词话的价值和意义、诗话词话 今后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94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湖北 大学中文系、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二十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 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会议肯定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加强了文 化背景的描述和分析;总体框架走向以派代史,以体代史;强化整体把握;强化史的流 程;多角度、全方位评论作家等等。会议也指出了词学研究中的不足,如缺少科学系统 的理论指导;研究格局、硏究对象、范围严重失衡;硏究方法较为单-等,还提出了宏 观硏究与微观硏究相结合的硏究思路。这些会议的共同特点是对词学硏究中存在的问题 及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都极为关心,无疑,它们的召开对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极有 帮助的。 四、词学史硏究取得突破。六十年代中期,江润勋曾撰《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 店,1966年),以人为经,以时代为序,介绍了自五代至清末王国维等历代重要词人或 词论家对词学的有关评论,既有关于词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对具体词人词作的品 评,是新时期以前词学理论史硏究的主要收获。从新时期开始,随着杨海明的《唐宋词 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黄拔荆的《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严迪昌的《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山书 社,1990年)、萧世杰的《唐宋词史稿》(华中师大出版社,191年)等词史著作的络 绎而出,词学理论与批评的编撰条件已趋成熟。九十年代,终于有所收获。谢桃坊的 《中国词学史》将中国词学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建立、中衰、复兴、极盛和现代词 学研究等阶段,首次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大势。方智范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比 较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理论特征,还对词 学批评本身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词学批评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表现在:词学批评 对象的狭深性既是一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也酿就了词学批评自身的独创性特色;词学批 评在其发展进程中时时表现出向古典诗学批评传统的回归和依附趋向,其出发点是竭力 维护词体本位,却又显示了词学批评的自立性特色;批评观念的相对板结、凝固在一定 时期内甚至显得滞后,却又造成了词学批评便于远距离观照的总结性特色。可以说,这 些逻辑性的结论是作者从对中国词学历史嬗变规律的细致剖析中自然引申而出,具有相 当强的说服力,更显示出建基于历史深描ˆ基础上的较强的理论整合能力。此外,丁放的
律，而后有文章，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感反受音律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 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宋王灼《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9）至 于如何“说得极好”，以下就语焉不详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的对象明显增加，范围大 大拓展，一些以前不曾为人所关注的词论家或词学理论现象都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 如“宋人选宋词”问题、清词选本的批评价值、杨慎的《词品》及其“词境”论、陈子龙的词 学观、李渔的《窥词管见》、彭追孙的《金粟词话》、王士祯的词论、徐釚的《词苑丛 谈》、舒梦兰及其《白香词谱》、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 话》、冯煦的词论、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等，都有专门论述，其中不少还是词学 研究中新开辟的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则基本实现了“从直观鉴赏到逻辑论证、从单一思 维到综合研究”（10）的转换。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为例，就可以看出上述特 点。新时期以前，有关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研究的文章约有四十多篇，而从新时期 到九十年代初，文章与论著则增至二百多篇（部）。新时期以前对王国维及其《人间词 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境界”说、“隔”与“不隔”说的研究，以及对其唯心论思想实质的批 判几个中心议题上。从新时期开始，研究的视界则明显拓宽，研究方法也更趋逻辑化、 多样化。如从现代文艺理论角度分析“境界”的专文就颇为不少，这其中，从文学特征论分 析“境界”说的有之；从范畴论分析“境界”说有之；从文学创作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 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境界”的有之；从文学鉴赏论角度分析“境界”论也有之。对“境界”说 所作的逻辑性理论阐发，既涉及到“境界”说的理论结构及其意义，也涉及到“境界”说的内 涵与层次。在探讨“境界”说的思想渊源方面，剖析“境界”说之禅宗意蕴的有之， 梳理“境 界”说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的亦有之。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词学研究，范围更 广、研究方法更趋多化样，入思方式也更趋合理。 三、专门研讨会的召开为词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1983年11月在华 东师大举办的词学讨论会，就婉约与豪放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词的诗化问题等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1990年6月在美国举办的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对词之美学特性与形式问 题、词评与词籍的保存和词的接受、词学研究之未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1） 1991年10月，广西师大、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在桂林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诗 话词话学术研究会”。会议对有关诗话的定义和范畴、诗话词话的价值和意义、诗话词话 今后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94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湖北 大学中文系、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二十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 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会议肯定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加强了文 化背景的描述和分析；总体框架走向以派代史，以体代史；强化整体把握；强化史的流 程；多角度、全方位评论作家等等。会议也指出了词学研究中的不足，如缺少科学系统 的理论指导；研究格局、研究对象、范围严重失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还提出了宏 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些会议的共同特点是对词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及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都极为关心，无疑，它们的召开对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极有 帮助的。 四、词学史研究取得突破。六十年代中期，江润勋曾撰《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 店，1966年），以人为经，以时代为序，介绍了自五代至清末王国维等历代重要词人或 词论家对词学的有关评论，既有关于词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对具体词人词作的品 评，是新时期以前词学理论史研究的主要收获。从新时期开始，随着杨海明的《唐宋词 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黄拔荆的《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严迪昌的《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山书 社，1990年）、萧世杰的《唐宋词史稿》（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等词史著作的络 绎而出，词学理论与批评的编撰条件已趋成熟。九十年代，终于有所收获。谢桃坊的 《中国词学史》将中国词学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建立、中衰、复兴、极盛和现代词 学研究等阶段，首次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大势。方智范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比 较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理论特征，还对词 学批评本身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词学批评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表现在：词学批评 对象的“狭深性”既是一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也酿就了词学批评自身的独创性特色；词学批 评在其发展进程中时时表现出向古典诗学批评传统的回归和依附趋向，其出发点是竭力 维护词体本位，却又显示了词学批评的自立性特色；批评观念的相对板结、凝固在一定 时期内甚至显得滞后，却又造成了词学批评便于远距离观照的总结性特色。可以说，这 些逻辑性的结论是作者从对中国词学历史嬗变规律的细致剖析中自然引申而出，具有相 当强的说服力，更显示出建基于历史“深描”基础上的较强的理论整合能力。此外，丁放的
《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下编"金元明清词论”对金元至清代的词论发展历程、重要词论家 的词论观点及其贡献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清理 五、理论阐发型硏究开始起步。旧式词学硏究大多专写评点式的词话或只重文献的实证 硏究,理论的建构与硏究一直是个薄弜的环节,刘扬忠曾在《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 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一文中对加强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作过强烈的呼吁。 (12)到九十年代,词学理论硏究或理论建构开始取得进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词 学理论体系的探讨有较大的突破。如刘庆云的《词话十论》(岳麓书社,1990年)就显 示出以现代文艺学原理构架词学理论体系的硏究意向。作者从缘起论、特色论、功用 论、作家论、写作论、借鉴论、风格论、流派论、流变论、鉴赏论十个方面对古代词学 理论进行爬罗剔抉,梳理脉络,分类剖析,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硏究方法来构建词 学理论硏究的整体框架,还对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具体性、精警性、形象性、抒情性以及 审美范畴的模糊性等特点进行了归纳。朱崇才的《词话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介绍了历代词话的基本状况、存在形式和历史发展过程,从词的本质与起源、价值 与功能、风格与流派、品格与境界、音律与格律、作家与作品、创作与技巧等七个方面 对历代词话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作者试图以伦理型文化与消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 以及由此而来的词学价值观的矛盾作为叙述主线来贯穿整个词话史,并剖析在此矛盾基 础上所产生的众多词学话题,以及这些矛盾对历代词话之发展与深入的推动和制约,可 谓是别具通观眼光。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由审 美理想问题入手来考察宋代词学创作论问题,实际上对宋代词学有无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理论价值如何?对当时的创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正面的 回答。作者深入论述了一些重大的词学理论问题,如关于以诗为词的本体认识问题;宋 代词学中词体风格论及其再评价问题;寄托说、“雅正"说、“清空¨说等代表性理论形态 所包含的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问题等等。这种从审美理想入手所迸行的剖析,可以说既 做到了彰幽显微,又显得奏刀畴然。昊恵娟的《唐宋词审美观照》(学林出版社,1999 年)从审美学的角度入手剖析唐宋词,在学术理念上与张著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虽 未明确地建构唐宋词学理论体系,但其论词境,析词心,言词情,说词乐,溯流变,述 风格,均以词体的本质特征和词的抒情性为核心,其内在的词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意向却 也是有迹可寻的 六、一些词学综论性的著作络绎而出,大大推动了新时期以来的词学形式理论的硏究。 特别是一些词学名家,或修订旧著,或推出新作,或综论其治词学的心得体会,为词学 形式理论(词律、词韵、词谱、体制、格律、句法等)的硏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龙 榆生的《词曲概论》(上海古籍岀版社,1980年),上编论源流,探讨词的起源、词 的发展和演变以及自唐代到清代重要词人的艺术成就、地位及其影响;下编论法式,探 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根据同声相应、异声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广举例 证,阐明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该著 作为作者毕生治词学的结晶,在词曲史硏究、声律学研究和词曲写作方面的学术价值不 容小觑。王力的《诗词格律》叙述词律,介绍词牌、词调、词谱、词韵、对仗等知识, 深入浅出,言约意丰,在词的格律的普及上极受读者欢迎。吴丈蜀的《词学概说》(中 华书局,1983年),辨起源,述流派,别体裁,论调谱,言格律,言简意赅,也具有较 强的普及价值。宛敏灏的《词学概论》(上海古籍岀版社,1987年)对词之体制、词调 由来与繁衍、词之章法与句法、音律的择腔与择律、词谱的编订及其用途、词韵的创 始及其发展、词话的产生和内容等诸多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并对宋元以来的词学粗举 大要地作了简介。马兴荣的《词学综论》(齐鲁书社,1989年)综论词的起源、词的平 仄、对仗及词韵的发展流变,并附录有词学简要书目,也极有学术价值。唐圭璋《词学 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分辑佚、考证、校勘、论述四类综论词学,汇集了 作者毕生治词学的心得体会,其中颇多个人的见解,如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忽视情 韵而专倡境界”,提出所谓"隔”与不隔ν等,皆属偏颇、非公之论,且王氏轻诋南宋诸家 亦非实事求是之论,等等。詹安泰的《詹安泰词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则明显继承了晚清以来词家治学的传统,同时又有意自成一家之言。(13)从体例内容 上看,近代词家多专门之作,或考音律,或事品藻,或立宗派,或示阶梯,詹氏此书却 将以上数事融为一体,总成一书,兼而论之,既谈“学词之能事”,又论词学之能事",既 为读者指示学词门径,又进行词学的研究,实是“学词与词学"的入室之论。作者在下编 《宋词研究》第六章中将宋词的风格归纳为“寘率、“疏快"、婉约ˆ、崎奇艳`、“豪放、骚 雅"、“密丽'诸种,对词学风格学的探讨也很有启发作用。可惜第七章¨理论批评”章只列
《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下编“金元明清词论”对金元至清代的词论发展历程、重要词论家 的词论观点及其贡献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清理。 五、理论阐发型研究开始起步。旧式词学研究大多专写评点式的词话或只重文献的实证 研究，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刘扬忠曾在《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 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反思》一文中对加强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作过强烈的呼吁。 （12）到九十年代，词学理论研究或理论建构开始取得进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词 学理论体系的探讨有较大的突破。如刘庆云的《词话十论》（岳麓书社，1990年）就显 示出以现代文艺学原理构架词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意向。作者从缘起论、特色论、功用 论、作家论、写作论、借鉴论、风格论、流派论、流变论、鉴赏论十个方面对古代词学 理论进行爬罗剔抉，梳理脉络，分类剖析，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来构建词 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还对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具体性、精警性、形象性、抒情性以及 审美范畴的模糊性等特点进行了归纳。朱崇才的《词话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介绍了历代词话的基本状况、存在形式和历史发展过程，从词的本质与起源、价值 与功能、风格与流派、品格与境界、音律与格律、作家与作品、创作与技巧等七个方面 对历代词话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作者试图以伦理型文化与消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 以及由此而来的词学价值观的矛盾作为叙述主线来贯穿整个词话史，并剖析在此矛盾基 础上所产生的众多词学话题，以及这些矛盾对历代词话之发展与深入的推动和制约，可 谓是别具通观眼光。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由审 美理想问题入手来考察宋代词学创作论问题，实际上对宋代词学有无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理论价值如何？对当时的创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正面的 回答。作者深入论述了一些重大的词学理论问题，如关于“以诗为词”的本体认识问题；宋 代词学中词体风格论及其再评价问题；“寄托”说、“雅正”说、“清空”说等代表性理论形态 所包含的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问题等等。这种从审美理想入手所进行的剖析，可以说既 做到了彰幽显微，又显得奏刀騞然。吴惠娟的《唐宋词审美观照》（学林出版社，1999 年）从审美学的角度入手剖析唐宋词，在学术理念上与张著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虽 未明确地建构唐宋词学理论体系，但其论词境，析词心，言词情，说词乐，溯流变，述 风格，均以词体的本质特征和词的抒情性为核心，其内在的词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意向却 也是有迹可寻的。 六、一些词学综论性的著作络绎而出，大大推动了新时期以来的词学形式理论的研究。 特别是一些词学名家，或修订旧著，或推出新作，或综论其治词学的心得体会，为词学 形式理论（词律、词韵、词谱、体制、格律、句法等）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龙 榆生的《词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编论源流，探讨词的起源、词曲 的发展和演变以及自唐代到清代重要词人的艺术成就、地位及其影响；下编论法式，探 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根据同声相应、异声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广举例 证，阐明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该著 作为作者毕生治词学的结晶，在词曲史研究、声律学研究和词曲写作方面的学术价值不 容小觑。王力的《诗词格律》叙述词律，介绍词牌、词调、词谱、词韵、对仗等知识， 深入浅出，言约意丰，在词的格律的普及上极受读者欢迎。吴丈蜀的《词学概说》（中 华书局，1983年），辨起源，述流派，别体裁，论调谱，言格律，言简意赅，也具有较 强的普及价值。宛敏灏的《词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对词之体制、词调 之由来与繁衍、词之章法与句法、音律的择腔与择律、词谱的编订及其用途、词韵的创 始及其发展、词话的产生和内容等诸多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并对宋元以来的词学粗举 大要地作了简介。马兴荣的《词学综论》（齐鲁书社，1989年）综论词的起源、词的平 仄、对仗及词韵的发展流变，并附录有词学简要书目，也极有学术价值。唐圭璋《词学 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分辑佚、考证、校勘、论述四类综论词学，汇集了 作者毕生治词学的心得体会，其中颇多个人的见解，如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忽视情 韵而专倡“境界”，提出所谓“隔”与“不隔”等，皆属偏颇、非公之论，且王氏轻诋南宋诸家 亦非实事求是之论，等等。詹安泰的《詹安泰词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则明显继承了晚清以来词家治学的传统，同时又有意自成一家之言。（13）从体例内容 上看，近代词家多专门之作，或考音律，或事品藻，或立宗派，或示阶梯，詹氏此书却 将以上数事融为一体，总成一书，兼而论之，既谈“学词之能事”，又论“词学之能事”，既 为读者指示学词门径，又进行词学的研究，实是“学词”与“词学”的入室之论。作者在下编 《宋词研究》第六章中将宋词的风格归纳为“真率”、“疏快”、“婉约”、“奇艳”、“豪放”、“骚 雅”、“密丽”诸种，对词学风格学的探讨也很有启发作用。可惜第七章“理论批评”一章只列
论词专著与专篇、词话、诗话与丛话中的词话、诗文与笔记小说中词论与词评等各种篇 名,未能展开论述。此外,一些综合性的词学论文集,如繆钺与叶嘉莹的《灵谿词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唐圭璋与潘君昭的《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 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词学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8年)和《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夏承焘的《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和《天风阁词学日记》(浙江 古籍出版社,1992年)、杨海明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岀版社,1988年)等,也 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综合研究的总体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兴荣、吴 熊和、曹济平等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6年),编者“总览自 唐至清历代词的成就,吸取和汇聚迄今为止的词学硏究成果”(《编写说明》),编成我 国第一部较系统、翔实、完备之大型词茡辞典”。可以说,它是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又 一大收获。 大陆之外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容忽视。在港台学者中,饶宗颐的《词集考》是词 学版本目录之学的力作,该著外编'卷11词评类对《复雅歌词》、《碧鸡漫志》、《古 今词话》、《词源》等17种词话类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详录各种著作的版本情 况。日本学者吉川悻幸次郎称赞说:“教授之书...有疏证、有品骘,考词人之生平,叙词 流之升降,字名异同,亦举其要,词之史、之话、之平议寓焉。….今则词山曲海,源 流粲然,教授掩而有之也υ。(14)吴宏-在清诗话硏究之外,对清代词论也有精深的研 究,著有《常州派词学硏究》和《清词四论》等。台湾地区学者黄文吉和林玫仪编辑的 《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和《词学论著总目》 (1901—-1992),汇集了九十多年来海内外词学研究的论著目录,对后学的帮助可谓大 矣、至矣。北美的词学研究中,六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的白思达( Glen baxter)曾将 《钦定词谱》译成英文,并就词律的起源进行过硏究。叶嘉莹则是北美中国词茡硏究中 的佼佼者,她的《迦陵论词丛稿》、《清词丛论》、《唐宋词名家论稿》、《唐宋词十 七讲》、《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著,论述范围广阔,论析精深,其深厚的国学功底 和良好的西学素养使得其词学研究常能在中西学间从容出入。如用女性主义的“雌雄同 体”、双性人格"等观念来论述《花间》小词;以现象学精义与佛教六根"论之间的相互印 证来阐发王国维的境界说;以现代符号学理论对张惠言和王国维说词之“衍义¨进行解 析,等等,不但每每切中肯綮,而且显示出比较诗学硏究的宏阔眼光。叶氏论词,以对 中国艺术精神的阐扬为准的,“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硏究者无疑是 大鼓舞,同时也为北美词学指出明确的硏究方向。(15)耶鲁大学的孙康宜也是词学 研究中的翘楚。她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Princeton ,1980)一著,试图阐明词体演进之规律,“把主观之欣赏化为客观之鉴赏”,(16)是 部很有影响的词学专著,其中附录的《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一文对北美词学硏究之 近况、动力、兴盛原因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为大陆学者了解域外同仁的最新研究动态提 供了方便 重要论题 上我们就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历程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以下就20世纪词学硏究中 比较集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 理论探讨 1、关于词学学科性质的探讨。20世纪早期词学硏究中,虽然已有词学咐的命名,但对词 学的学科性质及其所包含的对象却不甚明了,梁启勋之《词学》、吴梅之《词学通 论》、徐珂之《清代词学概论》和胡云翼之《词学ABC》等著,都以“词学"命名并以词为 研究对象,但对词学的概念、范围却很模糊。如梁启勋所谓的“词学仅仅是文学样式之 种,他在《词学》“总论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未见通显,计词之传 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 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尚可通。”(17)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 1卷4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对词掌的内涵作了认真的探讨,初步确立了 现代词学硏究的内容、对象和框架。龙氏认为:“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 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他列举了清代词学的五个成就,即 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和方成培《香研居词塵》为 代表的音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橚《词林纪事》为代 表的词史之学;以朱孝臧《彊村丛书》为代表的校勘之学。在上述词学五义之外,龙氏
论词专著与专篇、词话、诗话与丛话中的词话、诗文与笔记小说中词论与词评等各种篇 名，未能展开论述。此外，一些综合性的词学论文集，如繆钺与叶嘉莹的《灵谿词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唐圭璋与潘君昭的《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 年）、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词学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8年）和《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夏承焘的《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和《天风阁词学日记》（浙江 古籍出版社，1992年）、杨海明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也 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综合研究的总体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兴荣、吴 熊和、曹济平等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编者“总览自 唐至清历代词的成就，吸取和汇聚迄今为止的词学研究成果”（《编写说明》），编成“我 国第一部较系统、翔实、完备之大型词学辞典”。可以说，它是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又 一大收获。 大陆之外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不容忽视。在港台学者中，饶宗颐的《词集考》是词 学版本目录之学的力作，该著“外编”卷11“词评类”对《复雅歌词》、《碧鸡漫志》、《古 今词话》、《词源》等17种词话类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详录各种著作的版本情 况。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赞说：“教授之书……有疏证、有品骘，考词人之生平，叙词 流之升降，字名异同，亦举其要，词之史、之话、之平议寓焉。……今则词山曲海，源 流粲然，教授掩而有之也”。（14）吴宏一在清诗话研究之外，对清代词论也有精深的研 究，著有《常州派词学研究》和《清词四论》等。台湾地区学者黄文吉和林玫仪编辑的 《词学研究书目》（1912—1992）（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和《词学论著总目》 （1901—1992），汇集了九十多年来海内外词学研究的论著目录，对后学的帮助可谓大 矣、至矣。北美的词学研究中，六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的白思达（Glen Baxter）曾将 《钦定词谱》译成英文，并就词律的起源进行过研究。叶嘉莹则是北美中国词学研究中 的佼佼者，她的《迦陵论词丛稿》、《清词丛论》、《唐宋词名家论稿》、《唐宋词十 七讲》、《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等著，论述范围广阔，论析精深，其深厚的国学功底 和良好的西学素养使得其词学研究常能在中西学间从容出入。如用女性主义的“雌雄同 体”、“双性人格”等观念来论述《花间》小词；以现象学精义与佛教“六根”论之间的相互印 证来阐发王国维的“境界说”；以现代符号学理论对张惠言和王国维说词之“衍义”进行解 析，等等，不但每每切中肯綮，而且显示出比较诗学研究的宏阔眼光。叶氏论词，以对 中国艺术精神的阐扬为准的，“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 一大鼓舞，同时也为北美词学指出明确的研究方向”。（15）耶鲁大学的孙康宜也是词学 研究中的翘楚。她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Princeton ,1980）一著，试图阐明词体演进之规律，“把主观之欣赏化为客观之鉴赏”，（16）是一 部很有影响的词学专著，其中附录的《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一文对北美词学研究之 近况、动力、兴盛原因等都作了详细介绍，为大陆学者了解域外同仁的最新研究动态提 供了方便。 二、重要论题 以上我们就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历程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以下就20世纪词学研究中 比较集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纳。 （一） 理论探讨 1、关于词学学科性质的探讨。20世纪早期词学研究中，虽然已有“词学”的命名，但对“词 学”的学科性质及其所包含的对象却不甚明了，梁启勋之《词学》、吴梅之《词学通 论》、徐珂之《清代词学概论》和胡云翼之《词学ABC》等著，都以“词学”命名并以词为 研究对象，但对“词学”的概念、范围却很模糊。如梁启勋所谓的“词学”仅仅是文学样式之 一种，他在《词学》“总论”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未见通显，计词之传 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余调，一千六百七十余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 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尚可通。”（17）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 1卷4号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对 “词学”的内涵作了认真的探讨，初步确立了 现代词学研究的内容、对象和框架。龙氏认为：“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 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他列举了清代词学的五个成就，即 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和方成培《香研居词塵》为 代表的音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橚《词林纪事》为代 表的词史之学；以朱孝臧《彊村丛书》为代表的校勘之学。在上述词学五义之外，龙氏
另创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为词学确定了图谱、词乐、词韵、词史、校勘 笺注、声调、批评、目录八个具体研究内容。1981年出版的《词学》集刊第一辑发表了 唐圭璋与金启华的《历代词学硏究述略》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并未明确说明词学的硏究 内容,但从作者明显的以史代论的总体倾向看,实际上已将词学硏究范围归为十项:词 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 作、词学评论。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七章“词学"中 对龙榆生早年从区别词学与诗学各自特点的角度来界定词学定义的做法表示了赞同,他 本人则在《唐宋词通论》中以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乐、词调几个 主要方面来纵论唐宋词学,并对未来词学的发展作了展望。宛敏灏的《词学概论》 将“词"与“词学进行了区别,他认为,“词学就是指探讨有关词的问题,并举例说明词学 包括词乐研究、词史硏究、词谱硏究、词韵硏究、批评之学(品藻作者)、目录之学 著录词籍)、校勘之学(考订字句)、辑佚之学(搜求逸词)、注疏之学(笺证词 集)等研究内容,与前述唐圭璋等人的划分大致相似。(18)此后,刘扬忠在《宋词研 究之路》中对宋词研究的体系进行了新的构想,将之设想为理论硏究和基础工程两部 分。其中,理论硏究又分为鉴赏和批评、规律硏究和宋词硏究之硏究(批评史、学者研 究等 基础部分则分为音律和文学格式硏究(词律、词乐、词韵)、基本资料整理硏 究(版本、笺注等)、基本史料整理硏究(传记、年谱等)三方面。总的来说,这些探 讨使学者对词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范围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使得词学理 论与批评在词学研究中的位置得到了明确 2、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建国前有不少学者对词的起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如日本学者铃木 虎雄、青木正儿以及胡适等人都主张律绝嬗变而为词。(19)刘永济的《词论》总结了 有关词的起源的三种看法:1、“探索远源者,谓词者六代乐府之流变也”;2、“推求近因 者,谓词乃唐人律、绝之所嬗化也”;3、“二说之外,更有一事为孜艺事者之通则,即诗 体变新之原,多由里巷风谣,渐见採于辞人才土也”。作者认为"专就一端以溯词源者,虽 得之而未能尽也",(20)却并未提出明确的看法。胡云翼在《宋词硏究》中对长短句起 源说”、诗余起源说、“乐府起源说ˆ和音乐起源说"四种有关词的起源的看法都作了评 析,认为只有“音乐起源说叱比较合理。他的看法是:“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 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功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 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词,这种歌词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 源。”(21)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引朱子《语类》中的泛声说、沈括《梦溪 笔谈》中的和声说、徐养源《律吕臆说》中的"缠声说"、方成培《香硏居词塵》中的馓散 声说为据,力证词的起源完全是音乐变迁的关系,提出了音乐起源说。(22)龙沐勋的 《词体之演进》一文详细论述了词之名称及所依乐曲之渊源演变,说明依声而制之词, 经过若干时间之酝酿涵育体势乃成。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推其演进历程,往往与当世士 大夫所讥之淫冶曲词’,与夫胡夷里巷之曲,声色歌舞之场,皆有极深切之关系"。 (23)此外,郑振铎的《词的起源》、姜亮夫的《词"的原始与形成》等专文也进行了探 讨。(24)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胡云翼的《词的起源》、霍世休的《词调的来历与佛教经 唱》、田子贞的《词调的来源与佛教舞曲》、卢季野的《词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 的》、陈能群的《论燕乐四声二十八调》、萧涤非的《论词之起源》、杨宪益的《论词 的起源》、李嘉言的《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等等。建国后,也有学者对词的起源问题 进行了探讨,如阴法鲁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一文认为,词主要不是配合西域音乐 的,而是配合中原地区的民间乐曲,也有传统乐曲。(25)唐圭璋与潘君昭的《论词的 起源》一文认为词起源于隋代,而文人依曲拍填词当在民间曲子广泛流传之后,即初唐 晚期。(26)宛敏灏《词学概论》之“词与词学”一章认为,任何-种文体,最初总是起自 民间,然后才为文人所采取,词也不例外。马兴荣《词学综论》认为词源于滿燕乐”与民间 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初、盛唐,流行于中唐以后。叶嘉莹的《论词的起源》一文则以 诗歌形式来论词的起源,作诗三首,认为词的起源出自“里巷胡夷新曲,其长短句新歌肇 自南朝乐府,而又可以追溯到齐、梁间的佛经讲唱。(27) 如果从具体时间上来说的话,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大约有以下几种看法:1、源于隋代。此 说为龙沐勋提出,得到了唐圭璋等人的响应,是本世纪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 夏承焘、温广义、王兆鹏等人都赞同此说。2、源于初、盛唐间。这是本世纪关于词的起 源问题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郑振铎的《词的启源》、叶鼎彝的《唐五代词略述》、阴 法鲁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硏究》等论、著持此说。3、源 于盛唐。吴梅的《词学通论》、宛敏灏的《从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谈词的发展》、吴熊
另创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为词学确定了图谱、词乐、词韵、词史、校勘、 笺注、声调、批评、目录八个具体研究内容。1981年出版的《词学》集刊第一辑发表了 唐圭璋与金启华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并未明确说明词学的研究 内容，但从作者明显的以史代论的总体倾向看，实际上已将词学研究范围归为十项：词 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工 作、词学评论。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七章“词学”中 对龙榆生早年从区别词学与诗学各自特点的角度来界定词学定义的做法表示了赞同，他 本人则在《唐宋词通论》中以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乐、词调几个 主要方面来纵论唐宋词学，并对未来词学的发展作了展望。宛敏灏的《词学概论》 将“词”与“词学”进行了区别，他认为，“词学”就是指探讨有关词的问题，并举例说明词学 包括词乐研究、词史研究、词谱研究、词韵研究、批评之学（品藻作者）、目录之学 （著录词籍）、校勘之学（考订字句）、辑佚之学（搜求逸词）、注疏之学（笺证词 集）等研究内容，与前述唐圭璋等人的划分大致相似。（18）此后，刘扬忠在《宋词研 究之路》中对宋词研究的体系进行了新的构想，将之设想为理论研究和基础工程两部 分。其中，理论研究又分为鉴赏和批评、规律研究和宋词研究之研究（批评史、学者研 究等）；基础部分则分为音律和文学格式研究（词律、词乐、词韵）、基本资料整理研 究（版本、笺注等）、基本史料整理研究（传记、年谱等）三方面。总的来说，这些探 讨使学者对词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及范围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也使得词学理 论与批评在词学研究中的位置得到了明确。 2、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建国前有不少学者对词的起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如日本学者铃木 虎雄、青木正儿以及胡适等人都主张律绝嬗变而为词。（19）刘永济的《词论》总结了 有关词的起源的三种看法：1、“探索远源者，谓词者六代乐府之流变也”；2、“推求近因 者，谓词乃唐人律、绝之所嬗化也”；3、“二说之外，更有一事为攷艺事者之通则，即诗 体变新之原，多由里巷风谣，渐见採于辞人才士也”。作者认为“专就一端以溯词源者，虽 得之而未能尽也”，（20）却并未提出明确的看法。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对“长短句起 源说”、“诗余起源说”、“乐府起源说”和“音乐起源说”四种有关词的起源的看法都作了评 析，认为只有“音乐起源说”比较合理。他的看法是：“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 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功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辞， 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制词，这种歌词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 源。”（21）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引朱子《语类》中的“泛声说”、沈括《梦溪 笔谈》中的“和声说”、徐养源《律吕臆说》中的“缠声说”、方成培《香研居词塵》中的“散 声说”为据，力证词的起源完全是音乐变迁的关系，提出了音乐起源说。（22）龙沐勋的 《词体之演进》一文详细论述了词之名称及所依乐曲之渊源演变，说明依声而制之词， 经过若干时间之酝酿涵育体势乃成。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推其演进历程，往往与当世士 大夫所讥之‘淫冶曲词’，与夫‘胡夷里巷之曲’，声色歌舞之场，皆有极深切之关系”。 （23）此外，郑振铎的《词的起源》、姜亮夫的《“词”的原始与形成》等专文也进行了探 讨。（24）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胡云翼的《词的起源》、霍世休的《词调的来历与佛教经 唱》、田子贞的《词调的来源与佛教舞曲》、卢季野的《词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 的》、陈能群的《论燕乐四声二十八调》、萧涤非的《论词之起源》、杨宪益的《论词 的起源》、李嘉言的《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等等。建国后，也有学者对词的起源问题 进行了探讨，如阴法鲁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一文认为，词主要不是配合西域音乐 的，而是配合中原地区的民间乐曲，也有传统乐曲。（25）唐圭璋与潘君昭的《论词的 起源》一文认为词起源于隋代，而文人依曲拍填词当在民间曲子广泛流传之后，即初唐 晚期。（26）宛敏灏《词学概论》之“词与词学”一章认为，任何一种文体，最初总是起自 民间，然后才为文人所采取，词也不例外。马兴荣《词学综论》认为词源于“燕乐”与民间 词，萌芽于隋，兴起于初、盛唐，流行于中唐以后。叶嘉莹的《论词的起源》一文则以 诗歌形式来论词的起源，作诗三首，认为词的起源出自“里巷胡夷”新曲，其长短句新歌肇 自南朝乐府，而又可以追溯到齐、梁间的佛经讲唱。（27） 如果从具体时间上来说的话，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大约有以下几种看法：1、源于隋代 。此 说为龙沐勋提出，得到了唐圭璋等人的响应，是本世纪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任二北、 夏承焘、温广义、王兆鹏等人都赞同此说。2、源于初、盛唐间 。这是本世纪关于词的起 源问题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郑振铎的《词的启源》、叶鼎彝的《唐五代词略述》、阴 法鲁的《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论、著持此说。3、源 于盛唐 。吴梅的《词学通论》、宛敏灏的《从敦煌曲子词和花间集谈词的发展》、吴熊
和的《唐宋词通论》等论、著持此论。4、源于中唐。胡适的《词的起原》中曾明确提出 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王国维、胡云翼对胡适此说都 表示赞同,并加以了补充。建国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以及高梦林 的《词当起于中唐》等论、著也都持此说。5、源于六朝或六朝以前。梁启超的《词之起 源》、浦江清的《词曲探源》以及李伯敬的《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的起源》等论、 著持此说. 3、关于词话的价值或思维方式问题。如吴相洲从现代科学美学的角度总结了词话的特殊 价值 反对或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 强调和采用描述的方法;三、立足于 实践。(28)李复波将诗话词话的文学价值概括为“笔记文体、“小品风格ν诗歌韵 味”三个方面。(29)张利群则认为,诗话词话的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诗学理论的思雄方 式,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 自身的特征和独立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形 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传统。(30) 4、关于词的艺术特性和风格问题。龙榆生在《谈谈词的艺术特征》一文中认为探讨词的 艺术特征,应从“每个曲调的音节"和“句法和韵位的整体结合”上着手,否则,“是很难把上 不类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的”。(31)万云骏的《词话论词的艺术特征》一文结 合前人词话中有关词的艺术特征的论述,对词的°情景结合”、“含蓄、“曲折性”等艺术特 征作了概括。(32)刘永济的《略谈词家抒情的几种方法》一文则将词家抒情方法归纳 为辞愈质朴情愈真实、辞愈说尽情愈无穷、辞愈无关情愈难堪、辞虽旷达情实郁抑、辞 虽含蓄情却分明六种。(33)赵山林专门对词话中的艺术风格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将词的文体风格归纳为 司长于言情;二、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三、词比兴 多于赋;四、诗庄词媚;五、词要上不似诗,下不似曲。他还对词内部的各种风格及其 辩证关系,以及影响作家风格的诸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34)在词学理论研究 中,诸如词的风格流派问题、“以诗为词'问题、词的形式格律和艺术价值问题都有待于研 究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施议对的《建国以来词学硏究述评》-文对建国以来词学硏究 中的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反对将宋词分为 豪放、婉约两大派;认为苏辛两家风格不同,难以同派;不同意将以诗为词″当作普遍规 律加以颂扬;指出词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能力,应重视其艺术价值硏究等等。(35) (二)重要词论家及其论著研究 1、李清照及其《词论》研究 建国前,关于李清照及其《词论》,一些词学著作中有过零星论述,但专论较少,较为 集中的研究是随着五十年代未有关李清照词及《词论》的学术讨论的展开而开始的。建 国后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如下 关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五十年代未到六十年代初,关于这一问题主要形成了两种 看法。夏承焘、刘遗贤、王延梯等人都批评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与词的发展 趋势相违背,不利于词的发展。夏承焘的理由是: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词的发展趋势已 进入和诗合流的阶段,不合流将没有词的岀路”,从宋词的发展规律看,李清照的词论是 不利于宋词发展的。(36)刘遗贤的理由是:李清照"醉心于词的形式,把形式绝对化 37)王延梯也认为李清照反对苏轼的以诗为词"的主张“过于保守”。(38)黄墨谷则提 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李清照的主张“是有她自己创作实践的一定依据的’,也是符合词的发 展实际的。(39)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前此的针锋相对的研究特点,对词别是一家说的 看法漸趋公允、辩证。如徐永端认为,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从词特定的文学样式自有 其内部规律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又不可绝对化起来。(40)顾易生认为,所谓别是 家即相当于“本色”,“本色论与词“别是一家”之说比起“词为小道”与诗之余事”一类观念 来是一种进步,“这篇词论也可以说是词史上第一篇完整的独立宣言,也是婉约词的第 阶段的理论总结。”(41)又如,施议对认为,不能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论持否定态 度,所谓词别是一家”就是要求讲究词的音乐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严分诗词疆界,作 出“词"的“本色”来。作者还认为这种主张为“词正名,对于矫正不良倾向,维护词在文学 史上的独立地位有一定积极作用。(42) 关于《词论》对北宋诸词人的批评问题。一种看法是:李清照目空一切,所评有失公 道。如黄盛璋认为《词论》可能是李清照的早年之作,其时李清照生活美满如意,未受 多大的挫折,故而目空一切,轻视前辈的成就,其“论词的口吻是和她早年的情况相符合 的"。(43)王学初也认为清照此文,苛求太甚。北宋词无佳作”,而她虽侈谈声律, 其成就却未必如柳永诸人。(44)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李清照的评论切中要害。如黄墨谷
和的《唐宋词通论》等论、著持此论。4、源于中唐 。胡适的《词的起原》中曾明确提出 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王国维、胡云翼对胡适此说都 表示赞同，并加以了补充。建国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以及高梦林 的《词当起于中唐》等论、著也都持此说。5、源于六朝或六朝以前 。梁启超的《词之起 源》、浦江清的《词曲探源》以及李伯敬的《关于燕乐的商榷---兼及词的起源》等论、 著持此说。 3、关于词话的价值或思维方式问题。如吴相洲从现代科学美学的角度总结了词话的特殊 价值：一、反对或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二、强调和采用描述的方法；三、立足于 实践。（28）李复波将诗话词话的文学价值概括为“笔记文体”、“小品风格”、“诗歌韵 味”三个方面。（29）张利群则认为，诗话词话的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诗学理论的思维方 式，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 自身的特征和独立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形 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传统。（30） 4、关于词的艺术特性和风格问题。龙榆生在《谈谈词的艺术特征》一文中认为探讨词的 艺术特征，应从“每个曲调的音节”和“句法和韵位的整体结合”上着手，否则，“是很难把‘上 不类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的”。（31）万云骏的《词话论词的艺术特征》一文结 合前人词话中有关词的艺术特征的论述，对词的“情景结合”、“含蓄”、“曲折性”等艺术特 征作了概括。（32）刘永济的《略谈词家抒情的几种方法》一文则将词家抒情方法归纳 为辞愈质朴情愈真实、辞愈说尽情愈无穷、辞愈无关情愈难堪、辞虽旷达情实郁抑、辞 虽含蓄情却分明六种。（33）赵山林专门对词话中的艺术风格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将词的文体风格归纳为：一、词长于言情；二、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三、词比兴 多于赋；四、诗庄词媚；五、词要上不似诗，下不似曲。他还对词内部的各种风格及其 辩证关系，以及影响作家风格的诸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34）在词学理论研究 中，诸如词的风格流派问题、“以诗为词”问题、词的形式格律和艺术价值问题都有待于研 究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施议对的《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一文对建国以来词学研究 中的这些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反对将宋词分为 豪放、婉约两大派；认为苏辛两家风格不同，难以同派；不同意将“以诗为词”当作普遍规 律加以颂扬；指出词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能力，应重视其艺术价值研究等等。（35） （二） 重要词论家及其论著研究 1、李清照及其《词论》研究 建国前，关于李清照及其《词论》，一些词学著作中有过零星论述，但专论较少，较为 集中的研究是随着五十年代末有关李清照词及《词论》的学术讨论的展开而开始的。建 国后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如下： 关于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关于这一问题主要形成了两种 看法。夏承焘、刘遗贤、王延梯等人都批评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与词的发展 趋势相违背，不利于词的发展。夏承焘的理由是：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词的发展趋势已 进入和诗合流的阶段，不合流将没有词的出路” ，从宋词的发展规律看，李清照的词论是 不利于宋词发展的。（36）刘遗贤的理由是：李清照“醉心于词的形式，把形式绝对化”。 （37）王延梯也认为李清照反对苏轼的“以诗为词”的主张“过于保守”。（38）黄墨谷则提 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李清照的主张“是有她自己创作实践的一定依据的”，也是符合词的发 展实际的。（39）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前此的针锋相对的研究特点，对词“别是一家”说的 看法渐趋公允、辩证。如徐永端认为，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从词特定的文学样式自有 其内部规律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又不可绝对化起来。（40）顾易生认为，所谓“别是 一家”即相当于“本色”，“本色”论与词“别是一家”之说比起“词为小道”与“诗之余事”一类观念 来是一种进步，“这篇词论也可以说是词史上第一篇完整的独立宣言，也是婉约词的第一 阶段的理论总结。”（41）又如，施议对认为，不能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论持否定态 度，所谓“词别是一家”就是要求讲究词的音乐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严分诗词疆界，作 出“词”的“本色”来。作者还认为这种主张为“词”正名，对于矫正不良倾向，维护词在文学 史上的独立地位有一定积极作用。（42） 关于《词论》对北宋诸词人的批评问题。一种看法是：李清照目空一切，所评有失公 道。如黄盛璋认为《词论》可能是李清照的早年之作，其时李清照生活美满如意，未受 多大的挫折，故而目空一切，轻视前辈的成就，其“论词的口吻是和她早年的情况相符合 的”。（43）王学初也认为“清照此文，苛求太甚。北宋词无一佳作”，而她虽侈谈声律， 其成就却未必如柳永诸人。（44）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李清照的评论切中要害。如黄墨谷
认为李清照评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评贺铸词少典重"、评秦观词"少故实'等等,确能切 中其病。(45)朱谈文也认为李清照的评论能抓住其主要矛盾进行系统恰当的评 论”,“既有理论深度,表述又简练明快"。(46)此外,尚有综合上述两种意见的。如袁 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就认为李清照对北宋词人的评价大体上是能抓住要点、符 合实际的”,“但众多词人中,竟无一人合几乎她的标准,未免持论过高,有失平正了 此一时期的词论中,也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探讨。如陶秋英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一篇 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杰作,她大胆地批评词坛名家,深刻而泼辣。(48)费秉勋对 李清照《词论》的写作时间、思想总纲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词论》写于南渡之后 甚至有可能写于李清照的晩年。(49)徐安琪将李清照《词论》与王国维《人间词话》 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李清照论词偏重于艺术形式,王国维更重视词的内质意境,他们 的词学思想并没有构成二律背反的状态,而是分别论述了词別是一家这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合二人之论以言之,就构成了中国词学批评思想较完整的理论框架。(50)杨海明 则对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这一疑难问题进行了探测,认为“周词盛传于汴京时,李 清照正屏居乡间无缘得以接触很多的周词,自然未能及时对它作出评价。至于她的词学 观点与周词风波澜莫二,则是由于时代风尚和词学流派一致的关系。(51) 2、张炎及其《词源》研究 张炎及其《词源》在新时期以前鮮有专论,真正的硏究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的。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张炎及其《词源》的重新评价或认识。《词源》中有“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 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句,过去多被视为轻视辛词的口实,孙 立的《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一文、单书安的《张炎词论浅议》一文都认为应该给 予重新的评价与认识。(52)《词源》中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 不成片段的看法也多为研究者视为张氏否定吴梦窗词的依据,邓魁英对此作了细密的分 析,认为实际上张炎对吴氏的词肯定与批评兼而有之,不可一概而论。(53)又由于 《词源》特别强调协律”,一度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词学理论而受到批评,因而,有学者 认为张炎有关音律的看法应当给予合理的评价,如单书安认为,张炎反对意不畅而执于 阴阳四声,在当时条件下提出“倡协律的主张是合理的。(54)邓承奇也认为张炎注意格 律和音韵,讲究词法等主张对探讨词的形式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55)此外,还有学 者对过去将《词源》视为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词话专著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如邱鸣皋认 为沈义父长张炎40多岁,而《词源》为张炎晚年所作(约70岁时),因此《乐府指迷》 应早于《词源》。(56) 关于雅正和清空"。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二者在《词源》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问题。对这 问题的探讨涉及到《词源》的理论核心与论词标准等复杂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 法。有的将二者视为平行关系。早在六十年代,夏承焘的《词论十评》一文就将“意趣高 远”、“雅正”和清空”视为张炎论词的三标准。(57)新时期以来也有学者延续了这一看 法,如邓承奇就认为“雅正”和“清空两者在《词源》中都同样重要,二者是平等关系,特 别是清空”,更是张炎论词的精华,是他的独创,也是他追求的最高标准。(58)王达津 也认为清空、“骚雅”都是张炎论词的核心。(59)有的则将二者视为包含关系。如杨佐 义认为,雅正是张炎词论的最终依据;“清空"和“意趣"是两个重要内容,“清空"是雅正 词的理想境界,而意趣则是词作的思想情感。(60)刘庆云等则认为雅正"是张氏论词 的核心,雅正"既可以指词章,与协律`、“清空"等相平列,也可以是整首词的总要求, 将协律”、“清空、“意趣“包含在内。(61)其次是关于清空说的理论意义。张思齐阐发 了张炎的“清空"说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 《词源》从艺术技巧上将词分为清空和"质 实两派,较之从内容上将词的风格分为婉约'和“豪放"更合理、更科学; 《词源》将 词风问题落实到句法、字面、用字、音律等上面,从词法上解决了词的风格问题; 《词源》将钟嵘、司空图、严羽一脉的诗歌理论移植到词的领域,使词学有了理论体 系。(62)陈晓芬剖析了清空"说的美学意义,认为“清空"所显示的空灵的美学境界,所 突出的悟觉的审美心理,实质上突破了传统的功利目的,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更纯粹的 艺术追求。(63)与视清空为张炎词论之核心不同的是,杨海明认为《词源》强调的是 词章的锻炼之美”,“锻炼、“用功之论才是《词源》的中心论旨。(64) 关于《词源》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刘庆云等人论述了《词源》对后世影响的 两个主要方面:一、其协律”主张为后世多数词论家所尊奉;二、其雅正"说为后世进一 步尊体开了法门,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都对其有所发挥。(65)罗仲鼐认为,张炎“雅
认为李清照评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评贺铸词“少典重”、评秦观词“少故实”等等，确能切 中其病。（45）朱谈文也认为李清照的评论能“抓住其主要矛盾进行系统恰当的评 论”，“既有理论深度，表述又简练明快”。（46）此外，尚有综合上述两种意见的。如袁 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就认为李清照对北宋词人 的评价“大体上是能抓住要点、符 合实际的”，“但众多词人中，竟无一人合几乎她的标准，未免持论过高，有失平正了”。 （47） 此一时期的词论中，也有一些其它方面的探讨。如陶秋英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一篇 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杰作，她大胆地批评词坛名家，深刻而泼辣。（48）费秉勋对 李清照《词论》的写作时间、思想总纲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词论》写于南渡之后， 甚至有可能写于李清照的晚年。（49）徐安琪将李清照《词论》与王国维《人间词话》 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李清照论词偏重于艺术形式，王国维更重视词的内质意境，他们 的词学思想并没有构成二律背反的状态，而是分别论述了词“别是一家”这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合二人之论以言之，就构成了中国词学批评思想较完整的理论框架。（50）杨海明 则对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这一疑难问题进行了探测，认为“周词盛传于汴京时，李 清照正屏居乡间无缘得以接触很多的周词，自然未能及时对它作出评价。至于她的词学 观点与周词风‘波澜莫二’，则是由于时代风尚和词学流派一致的关系”。（51） 2、张炎及其《词源》研究 张炎及其《词源》在新时期以前鲜有专论，真正的研究是从新时期以后开始的。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张炎及其《词源》的重新评价或认识。《词源》中有“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 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句，过去多被视为轻视辛词的口实，孙 立的《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一文、单书安的《张炎词论浅议》一文都认为应该给 予重新的评价与认识。（52）《词源》中“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 不成片段”的看法也多为研究者视为张氏否定吴梦窗词的依据，邓魁英对此作了细密的分 析，认为实际上张炎对吴氏的词肯定与批评兼而有之，不可一概而论。（53）又由于 《词源》特别强调“协律”，一度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词学理论而受到批评，因而，有学者 认为张炎有关音律的看法应当给予合理的评价，如单书安认为，张炎反对意不畅而执于 阴阳四声，在当时条件下提出“倡协律”的主张是合理的。（54）邓承奇也认为张炎注意格 律和音韵，讲究词法等主张对探讨词的形式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55）此外，还有学 者对过去将《词源》视为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词话专著的看法提出了异议，如邱鸣皋认 为沈义父长张炎40多岁，而《词源》为张炎晚年所作（约70岁时），因此《乐府指迷》 应早于《词源》。（56） 关于“雅正”和“清空”。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二者在《词源》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问题。对这 一问题的探讨涉及到《词源》的理论核心与论词标准等复杂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 法。有的将二者视为平行关系。早在六十年代，夏承焘的《词论十评》一文就将“意趣高 远”、“雅正” 和“清空”视为张炎论词的三标准。（57）新时期以来也有学者延续了这一看 法，如邓承奇就认为“雅正” 和“清空”两者在《词源》中都同样重要，二者是平等关系，特 别是“清空”，更是张炎论词的精华，是他的独创，也是他追求的最高标准。（58）王达津 也认为“清空”、“骚雅”都是张炎论词的核心。（59）有的则将二者视为包含关系。如杨佐 义认为，“雅正”是张炎词论的最终依据；“清空”和“意趣”是两个重要内容，“清空”是雅正之 词的理想境界，而“意趣”则是词作的思想情感。（60）刘庆云等则认为“雅正”是张氏论词 的核心，“雅正”既可以指词章，与“协律”、“清空”等相平列，也可以是整首词的总要求， 将“协律”、“清空”、“意趣”包含在内。（61）其次是关于“清空”说的理论意义。张思齐阐发 了张炎的“清空”说三个方面的理论意义：一、《词源》从艺术技巧上将词分为“清空”和“质 实”两派，较之从内容上将词的风格分为“婉约”和“豪放”更合理、更科学；二、《词源》将 词风问题落实到句法、字面、用字、音律等上面，从词法上解决了词的风格问题；三、 《词源》将钟嵘、司空图、严羽一脉的诗歌理论移植到词的领域，使词学具有了理论体 系。（62）陈晓芬剖析了“清空”说的美学意义，认为“清空”所显示的空灵的美学境界，所 突出的悟觉的审美心理，实质上突破了传统的功利目的，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更纯粹的 艺术追求。（63）与视“清空”为张炎词论之核心不同的是，杨海明认为《词源》强调的是 词章的“锻炼之美”，“锻炼”、“用功”之论才是《词源》的中心论旨。（64） 关于《词源》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刘庆云等人论述了《词源》对后世影响的 两个主要方面：一、其“协律”主张为后世多数词论家所尊奉；二、其“雅正”说为后世进一 步“尊体”开了法门，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都对其有所发挥。（65）罗仲鼐认为，张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