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p→∧0+0(1)A0→兀-+p(2) R.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 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 使用的二面角ˆ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 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 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 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 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 的讨论集中在0-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 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 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 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 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 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一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 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 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 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 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 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到Φ=2π进行划分”的 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 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 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 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0和Σ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 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A0和∑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 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A0和 ∑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 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 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 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 析的。π-＋ p →Λ0＋θ0 （1）Λ0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 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 究过这 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 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 月底或 5 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 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 在百老汇大街和 125 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 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 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 的讨论集中在 θ-τ 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 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 用中则不然，那么，θ 和 τ 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 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 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 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 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 β 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 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 β 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 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 瓦兹 1986 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 1956 年 4 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 Ф=0 到 Ф=2π 进行划分”的 分析。所以，杨振宁 1982 年发表的回忆和我 1986 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 1956 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 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 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 Λ0 和 Σ0 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 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 Λ0 和 Σ0 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 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 Λ0 和 Σ0 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 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 1982 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 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 1956 年 5 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 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