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最为有力的思想决裂工具就是对起源的重构。通过回溯早期开始时的那些 冲突和对抗以及丢弃了的所有可能性,从而重新找回事物本来会变成的(和现在依然会变成 的)另外样子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样实践的乌托邦,对所有“可能性”中的那个已成为 现实的“可能性”进行质疑。我愿意给出一种国家生成模型( a model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它拒绝本质分析的诱惑,但没有放弃对发现不变常量的努力,它被设想出来用于把己 有的历史的进程系统地解释为恰当的历史的逻辑,这一历史进程实际上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国 家的“X”制度的形成。然而,实施这个计划非常困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它要求在逻 辑上必须严密和一贯的理论建构屈从于几乎无穷无尽的历史研究所积累的数据资料。为了说 明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我将简单地引证一位历史学家的话,由于受其专业的限制,他本人只 是部分地涉及到这一问题 最为历史学所忽略的是那些边缘地带,例如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边缘地带。对政府的研究 需要关于政府的理论知识(即政治思想史),需要关于政府的实践知识(即制度史),最后需 要关于政府治下的全体人民的知识(即社会史)现在,很少历史学家有能力轻松地穿越于这 些专业之间……历史学的其它边缘地带同样需要硏究,如现代社会初期的福利技术。缺乏更 好地解释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很难估量在一场战役中由政府担当的后勤努力的重要性。然而, 调查这些技术问题不应单一地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史学家的立场上出发。军事史学家必 须也是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对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历史,也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在这里同 样地,专家决不能仅仅是一个专业狭窄的金融财政历史学家(在这个词的旧的意义上);他还 应成为一个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不幸的事,如果把历史学分裂为各个分支 学科—这些分支由专家们垄断,感觉上有的时髦、有的不时髦—却无助于实现这样一个 任务。5 国家是不同种类资本集中进程的顶点,其中包括:物质力量或高压统治工具(军队、警 察局)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或(更好听一些)信息资本、以及符号资本。正是这种集中 过程把国家构建成为一整套的元资本( metacapital)的拥有者,其权力凌驾于其它种类的资本 及其拥有者之上。不同种类资本的集中进程(与相关领域的构建齐头并进)的确导致了一种 特殊和合适的中央集权资本( statist capital)的生成,它使国家有能力将权力加之于不同的领 域、不同的特殊种类的资本之上,特别是控制它们之间的转换比率(从而控制它们代表的拥 有者之间的力量关系)。接着,国家的建构迅速带动了权力领域的建构,即一个游戏空间,其 中资本(各种不同的资本)的拥有者特别地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斗争,亦即争夺中央集权资 本,使其权力得以加之于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它们的再生产之上(尤其是通过学校体系) 虽然这种集中进程的不同维度(武装力量、税赋、法律等)是互相关联的,但为了说明４ 这就是为什么最为有力的思想决裂工具就是对起源的重构。通过回溯早期开始时的那些 冲突和对抗以及丢弃了的所有可能性，从而重新找回事物本来会变成的（和现在依然会变成 的）另外样子的可能性。并且，通过这样实践的乌托邦，对所有“可能性”中的那个已成为 现实的“可能性”进行质疑。我愿意给出一种国家生成模型（a model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它拒绝本质分析的诱惑，但没有放弃对发现不变常量的努力，它被设想出来用于把已 有的历史的进程系统地解释为恰当的历史的逻辑，这一历史进程实际上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国 家的“X”制度的形成。然而，实施这个计划非常困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因为它要求在逻 辑上必须严密和一贯的理论建构屈从于几乎无穷无尽的历史研究所积累的数据资料。为了说 明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我将简单地引证一位历史学家的话，由于受其专业的限制，他本人只 是部分地涉及到这一问题： 最为历史学所忽略的是那些边缘地带，例如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边缘地带。对政府的研究 需要关于政府的理论知识（即政治思想史），需要关于政府的实践知识（即制度史），最后需 要关于政府治下的全体人民的知识（即社会史）。现在，很少历史学家有能力轻松地穿越于这 些专业之间… … 历史学的其它边缘地带同样需要研究，如现代社会初期的福利技术。缺乏更 好地解释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很难估量在一场战役中由政府担当的后勤努力的重要性。然而， 调查这些技术问题不应单一地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史学家的立场上出发。军事史学家必 须也是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对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历史，也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在这里同 样地，专家决不能仅仅是一个专业狭窄的金融财政历史学家（在这个词的旧的意义上）；他还 应成为一个关于政府的历史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不幸的事，如果把历史学分裂为各个分支 学科——这些分支由专家们垄断，感觉上有的时髦、有的不时髦——却无助于实现这样一个 任务。５ 国家是不同种类资本集中进程的顶点，其中包括：物质力量或高压统治工具（军队、警 察局）的资本、经济资本、文化或（更好听一些）信息资本、以及符号资本。正是这种集中 过程把国家构建成为一整套的元资本（metacapital）的拥有者，其权力凌驾于其它种类的资本 及其拥有者之上。不同种类资本的集中进程（与相关领域的构建齐头并进）的确导致了一种 特殊和合适的中央集权资本（statist capital）的生成，它使国家有能力将权力加之于不同的领 域、不同的特殊种类的资本之上，特别是控制它们之间的转换比率（从而控制它们代表的拥 有者之间的力量关系）。接着，国家的建构迅速带动了权力领域的建构，即一个游戏空间，其 中资本（各种不同的资本）的拥有者特别地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斗争，亦即争夺中央集权资 本，使其权力得以加之于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它们的再生产之上（尤其是通过学校体系）。 虽然这种集中进程的不同维度（武装力量、税赋、法律等）是互相关联的，但为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