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 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 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 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 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 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 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 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 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 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 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 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 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 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 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 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 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 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 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 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 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 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 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 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 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 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 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7前言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7 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 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 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 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 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 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 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 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 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 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 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 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 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 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 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 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 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 在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 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 460 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 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 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 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 1966 年的红卫兵杀戮 和 1968 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 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 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 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 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