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隋学島態2019年第2期 1.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是商业周期中的两个阶段。人们通常认为繁荣的经济环境鼓励和隐 藏公司的欺诈,当经济状态回落时,公司欺诈现象将显露出来。 Davidson et al(2015)的研究发现,财 务报告欺诈行为的发生率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在达到经济峰值的时期达到最高点,并且发现财 务报告欺诈行为的发生率随着市场平均回报率的降低而降低 但一些学者也发现,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公司欺诈反而会降低。也就是说,公司欺诈与经济状态 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线性关系。 Povel et al(2007)运用理论模型,通过比较投资者认知在商业周期 循环中的变化,研究其对公司欺诈动机的影响。结果证明,欺诈只会在经济状态不是太好也不是太 糟糕的情况存在。在他们的模型中,欺诈的激励来自于公司外部融资的诉求,模型的关键点是投资 者对于公司的监督密度根据监督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当投资者认为公司所属行业的景气程度较差 时,他们会仔细审查公司披露的信息报告,一个经过修饰的“较好看的”报告并没有吸引到更多的投 资,欺诈无效;当投资者认为公司所处的行业处于顺周期时,会放松监督,此时公司就有比较强烈的 欺诈动机;如果公司所在的行业处于极度繁荣期,此时即使披露出的信息显示公司质量较差,投资者 也会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并不代表一个悲观的前景,这样较差的报告同样可以吸引到投资,而公司也 就没有必要再实施欺诈活动。公司实施欺诈的动机与行业周期构成一种“倒U”型关系。类似地 Wang et al(2010)以IPO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行业的景气程度如何影响公司的欺诈倾向。该项研究 认为,其一,投资者认为行业比较景气时,公司的欺诈倾向上升,但如果景气程度特别高,反而降低了 公司欺诈的动机。其二,风险投资者的监管强度和承销商的监管强度又随着投资者信念的变化而变 化,进而影响公司欺诈 2.行业竟争。Wang8. Winton(2012)选取1996-2008年间987个诉讼案件为样本,运用双变 量 probit模型,对竞争行业与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缺少战略性关注的 竞争性市场,企业进行欺诈的概率更高,而采取与行业平均表现相对比的方式对管理者能力进行评 估则将导致公司欺诈的发生。这些特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更加普遍,公司欺诈也就更加横行 3.监管环境。 Kedia8. Rajgopal(2011)研究发现,更本土化的监管可以减少欺诈活动,如果公 司的地理位置更靠近美国证券委员会(SEC)或过去SEC对该地区的监管措施更加严厉,则公司实施 欺诈活动的概率较低。 Calluzzo et al(2015)研究发现,公司总部的搬迁现象和欺诈具有相关关系,那 些将总部迁移到监管强度(与之前相比)较低地区的公司,欺诈倾向显著升高。那些有过欺诈记录的 公司在搬迁之后仍然可能会持续欺诈,而欺诈活动被监管者或投资者发现的概率却并未因为其过往 的记录而提升。上述研究表明,高强度的监管对欺诈活动具有抑制作用,但地理位置的因素可以显 著影响监管成本从而影响欺诈活动,高成本的监管环境为公司的欺诈活动提供了便利。 Cumming8. Johan(2013)发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交易规则和监管方式大体相同,但IPO标 准差异较大,这一差异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他们实证检验了公司上市最低资本要求与 欺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该指标每提高1800万美元,欺诈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27.4%,在上市标 准越高的市场,欺诈活动发生的概率越低。 4.外部中介监督。 Agrawal8. Cooper(2010)考察了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PO公司发生 欺诈的概率与承销商声誉正相关,优质的承销商反而提高了欺诈发生的概率,承销商对私人激励的 评价超过了他们对声誉的担忧;IPO公司发生欺诈的概率与风险投资者的质量负相关,优质的风险 投资者降低了欺诈发生的概率 Yu(2008)考察了信息中介,如证券分析师对经理人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通过对盈余管理的 多重衡量,以美国1988—2002年间证券分析师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证券分析师关注越 多,企业的盈余管理越少,并且顶级券商和经验更丰富的分析师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大 Shi et al(2017)运用认知评价理论(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通过选择美国19992012年 间标普S&P15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外部治理机制(如维权股东、公司控制权市场、证券分析师) 与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部治理施加的强烈期望会冲击高层管理者的自主 1222019年第2期 1. 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是商业周期中的两个阶段。人们通常认为繁荣的经济环境鼓励和隐 藏公司的欺诈,当经济状态回落时,公司欺诈现象将显露出来。Davidsonetal(2015)的研究发现,财 务报告欺诈行为的发生率随着 GDP的增长而增加,在达到经济峰值的时期达到最高点,并且发现财 务报告欺诈行为的发生率随着市场平均回报率的降低而降低。 但一些学者也发现,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公司欺诈反而会降低。也就是说,公司欺诈与经济状态 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线性关系。Poveletal(2007)运用理论模型,通过比较投资者认知在商业周期 循环中的变化,研究其对公司欺诈动机的影响。结果证明,欺诈只会在经济状态不是太好也不是太 糟糕的情况存在。在他们的模型中,欺诈的激励来自于公司外部融资的诉求,模型的关键点是投资 者对于公司的监督密度根据监督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当投资者认为公司所属行业的景气程度较差 时,他们会仔细审查公司披露的信息报告,一个经过修饰的“较好看的”报告并没有吸引到更多的投 资,欺诈无效;当投资者认为公司所处的行业处于顺周期时,会放松监督,此时公司就有比较强烈的 欺诈动机;如果公司所在的行业处于极度繁荣期,此时即使披露出的信息显示公司质量较差,投资者 也会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并不代表一个悲观的前景,这样较差的报告同样可以吸引到投资,而公司也 就没有必要再实施欺诈活动。公司实施欺诈的动机与行业周期构成一种“倒 U”型关系。类似地, Wangetal(2010)以IPO 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行业的景气程度如何影响公司的欺诈倾向。该项研究 认为,其一,投资者认为行业比较景气时,公司的欺诈倾向上升,但如果景气程度特别高,反而降低了 公司欺诈的动机。其二,风险投资者的监管强度和承销商的监管强度又随着投资者信念的变化而变 化,进而影响公司欺诈。 2. 行业竞争。Wang& Winton(2012)选取1996—2008年间987个诉讼案件为样本,运用双变 量probit模型,对竞争行业与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缺少战略性关注的 竞争性市场,企业进行欺诈的概率更高,而采取与行业平均表现相对比的方式对管理者能力进行评 估则将导致公司欺诈的发生。这些特征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更加普遍,公司欺诈也就更加横行。 3. 监管环境。Kedia& Rajgopal(2011)研究发现,更本土化的监管可以减少欺诈活动,如果公 司的地理位置更靠近美国证券委员会(SEC)或过去SEC对该地区的监管措施更加严厉,则公司实施 欺诈活动的概率较低。Calluzzoetal(2015)研究发现,公司总部的搬迁现象和欺诈具有相关关系,那 些将总部迁移到监管强度(与之前相比)较低地区的公司,欺诈倾向显著升高。那些有过欺诈记录的 公司在搬迁之后仍然可能会持续欺诈,而欺诈活动被监管者或投资者发现的概率却并未因为其过往 的记录而提升。上述研究表明,高强度的监管对欺诈活动具有抑制作用,但地理位置的因素可以显 著影响监管成本从而影响欺诈活动,高成本的监管环境为公司的欺诈活动提供了便利。 Cumming&Johan(2013)发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交易规则和监管方式大体相同,但IPO 标 准差异较大,这一差异显著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他们实证检验了公司上市最低资本要求与 欺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该指标每提高1800万美元,欺诈事件发生的概率降低27.4%,在上市标 准越高的市场,欺诈活动发生的概率越低。 4. 外部中介监督。Agrawal& Cooper(2010)考察了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IPO 公司发生 欺诈的概率与承销商声誉正相关,优质的承销商反而提高了欺诈发生的概率,承销商对私人激励的 评价超过了他们对声誉的担忧;IPO 公司发生欺诈的概率与风险投资者的质量负相关,优质的风险 投资者降低了欺诈发生的概率。 Yu(2008)考察了信息中介,如证券分析师对经理人盈余管理决策的影响。通过对盈余管理的 多重衡量,以美国1988—2002年间证券分析师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证券分析师关注越 多,企业的盈余管理越少,并且顶级券商和经验更丰富的分析师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大。 Shietal(2017)运用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evaluationtheory),通过选择美国1999—2012年 间标普S&P15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外部治理机制(如维权股东、公司控制权市场、证券分析师) 与公司欺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部治理施加的强烈期望会冲击高层管理者的自主 —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