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萍等:公司欺诈问题研究进展 因而不易实施欺诈活动 Khanna et al(2015)研究发现,对于公司的非CEO经理人以及董事,如果至少有一位的任职时 间在现任CEO的任期内,即当现任CEO和其他经理人及董事存在当期雇佣关系时,公司实施欺诈 的概率更高。如果将经理人与董事分开考虑,经理人与CEO的当期雇佣关系的影响系数更大,这表 明欺诈实施的核心是信息的沟通。因为经理人对于公司的日常运作比董事更加熟悉,欺诈活动对经 理人行动配合的依赖性更强 2.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通常来讲,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欺诈活动的发生有直接影响。例如 Alexander8. Cohen(1999)发现,当管理者持有大量股份时,公司实施违规欺诈的可能性较低。Cor nett et al(2008)发现外部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代表减少了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 然而, Denis et al(2006)得出了相反结论,通过对美国1993—2002年间涉及证券欺诈辩解的358家 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辩解的可能性与公司高管股票期权、公司股价的敏感度正相 关。而且,当公司中存在机构投资者和控股大股东时,上述正相关的强度会增加,表明上述两者有可能 加剧公司高管采取违规欺诈行为的激励。 Anderson et al(2015)认为在由创始人家族成员控制的公司 中,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选择1978—2013年间的1166起联邦执法行动作为样本研究发 现,超过70%的由美国联邦执法行动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司,都是因为创始人公司的财务造假引起的。 Agrawal&. Chadha(2005)也研究发现,CEO属于创始家族的公司更有可能参与欺诈活动。 (二)公司内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方面,研究者们发现公司的并购战略、融资政策及分红政策等公司的经营政策影响公司的欺 诈活动;另一方面,研究者从公司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公司欺诈。 1.公司政策与公司欺诈关系。(1)并购政策。 Erickson et al(2011)发现欺诈的公司比不欺诈的 公司更倾向进行并购活动,并且更多地收购国外企业、子公司及不同行业的公司。由于担心并购失 败,欺诈公司更倾向于签订并购终止费用合同,并且更加迅速地完成并购交易。同样是欺诈的公司, 在欺诈事件暴露后,实施并购的公司股价的反应更慢。他们认为,欺诈的公司会将兼并收购当作 种掩饰欺诈的策略。(2)股利分配政策。 Judson8. Hanlon(2013)发现公司的分红政策与欺诈之间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分红政策的公司欺诈的概率更低,实施欺诈的公司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金流, 其分红比例比其他公司平均低17%。此外该研究发现当公司在实施欺诈后,往往会改变分红政策, 降低分红比例。(3)融资政策。 Kumar8. Langberg(2009)的模型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公司更 易发生欺诈活动。在完全资本市场和理性预期假设下,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为了吸引投资更易实施 欺诈活动,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低回报的欺诈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的状况,而高回报未实施欺诈的公司 投资不足。公司内部人对外部人信息欺诈的结果是投资资源的扭曲 2.公司文化与公司欺诈关系。 Murphy et a(2009)指出在强调利己主义和公司利益至上的公 司氛围中,犯罪者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进行了欺诈。雇员被期望做任何有利于增加公司利益的 事,他们学习各种有利于公司利益的政策和程序,只因为扩大了公司的利益而受到嘉奖,却不计其他 的后果,最终导致了欺诈的发生。Lu(2016)首次采用流行病学方法(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运 用美国企业内部关键人物(高管和董事)的文化背景信息,构建公司腐败文化测度指数,然后利用美 国1988—2006年间 Compustat数据库的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度腐败文 化的公司更有可能从事盈氽管理、会计欺诈、期权回溯和机会主义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公司腐败 文化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7%。 Bereskin et al(2014)研究发 现,企业道德文化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来反映。他以公司近期是否参与过慈善活动作为衡量公司 文化的指标,发现过去五年曾经参与慈善活动的公司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更低。而这类公司一旦发 生欺诈事件,CEO被解聘的条件概率更高 (三)公司外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除了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外,公司所处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公司欺诈的实施因而不易实施欺诈活动。 Khannaetal(2015)研究发现,对于公司的非 CEO 经理人以及董事,如果至少有一位的任职时 间在现任 CEO 的任期内,即当现任 CEO 和其他经理人及董事存在当期雇佣关系时,公司实施欺诈 的概率更高。如果将经理人与董事分开考虑,经理人与 CEO 的当期雇佣关系的影响系数更大,这表 明欺诈实施的核心是信息的沟通。因为经理人对于公司的日常运作比董事更加熟悉,欺诈活动对经 理人行动配合的依赖性更强。 2. 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通常来讲,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欺诈活动的发生有直接影响。例如, Alexander& Cohen(1999)发现,当管理者持有大量股份时,公司实施违规欺诈的可能性较低。Cor￾nettetal(2008)发现外部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代表减少了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 然而,Denisetal(2006)得出了相反结论,通过对美国1993—2002年间涉及证券欺诈辩解的358家 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辩解的可能性与公司高管股票期权、公司股价的敏感度正相 关。而且,当公司中存在机构投资者和控股大股东时,上述正相关的强度会增加,表明上述两者有可能 加剧公司高管采取违规欺诈行为的激励。Andersonetal(2015)认为在由创始人家族成员控制的公司 中,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选择1978—2013年间的1166起联邦执法行动作为样本研究发 现,超过70%的由美国联邦执法行动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司,都是因为创始人公司的财务造假引起的。 Agrawal& Chadha(2005)也研究发现,CEO属于创始家族的公司更有可能参与欺诈活动。 (二)公司内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一方面,研究者们发现公司的并购战略、融资政策及分红政策等公司的经营政策影响公司的欺 诈活动;另一方面,研究者从公司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公司欺诈。 1. 公司政策与公司欺诈关系。(1)并购政策。Ericksonetal(2011)发现欺诈的公司比不欺诈的 公司更倾向进行并购活动,并且更多地收购国外企业、子公司及不同行业的公司。由于担心并购失 败,欺诈公司更倾向于签订并购终止费用合同,并且更加迅速地完成并购交易。同样是欺诈的公司, 在欺诈事件暴露后,实施并购的公司股价的反应更慢。他们认为,欺诈的公司会将兼并收购当作一 种掩饰欺诈的策略。(2)股利分配政策。Judson & Hanlon(2013)发现公司的分红政策与欺诈之间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分红政策的公司欺诈的概率更低,实施欺诈的公司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金流, 其分红比例比其他公司平均低17%。此外该研究发现当公司在实施欺诈后,往往会改变分红政策, 降低分红比例。(3)融资政策。Kumar& Langberg(2009)的模型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公司更 易发生欺诈活动。在完全资本市场和理性预期假设下,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为了吸引投资更易实施 欺诈活动,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低回报的欺诈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的状况,而高回报未实施欺诈的公司 投资不足。公司内部人对外部人信息欺诈的结果是投资资源的扭曲。 2. 公司文化与公司欺诈关系。Murphyetal(2009)指出在强调利己主义和公司利益至上的公 司氛围中,犯罪者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进行了欺诈。雇员被期望做任何有利于增加公司利益的 事,他们学习各种有利于公司利益的政策和程序,只因为扩大了公司的利益而受到嘉奖,却不计其他 的后果,最终导致了欺诈的发生。Liu(2016)首次采用流行病学方法(epidemiologicalapproach),运 用美国企业内部关键人物(高管和董事)的文化背景信息,构建公司腐败文化测度指数,然后利用美 国1988—2006年间 Compustat数据库的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度腐败文 化的公司更有可能从事盈余管理、会计欺诈、期权回溯和机会主义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公司腐败 文化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7%。Bereskinetal(2014)研究发 现,企业道德文化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来反映。他以公司近期是否参与过慈善活动作为衡量公司 文化的指标,发现过去五年曾经参与慈善活动的公司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更低。而这类公司一旦发 生欺诈事件,CEO 被解聘的条件概率更高。 (三)公司外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除了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外,公司所处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公司欺诈的实施。 — 121 — 王爱萍 等:公司欺诈问题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