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是政府无法扭转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冷战结束20余载，美经济一步步陷 入泡沫陷阱，美联储不断以超低利率支撑房市和股市，让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借 此掩盖财政、贸易、家庭负债三大赤字膨胀的风险。这种结构性失衡终于借2008 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深入分析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美政治体制失灵问题 更为凸显。美主导金融全球化30年，等于纵容华尔街巨鳄在全球经营“老鼠会 经济”，滋生的暴利已通过分红落入资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后的巨大社会成本却 由纳税人及所有参与实体经济的人承担。危机后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无法清除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隐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数字无限制收购华尔街投资家机构 的“有毒资产” “劣质民主”传播给全球带来灾难。美国民主品质退化导致的金钱政治与 裙带政治，更在“9·11”后以“反恐”之名用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 新保守主义在美取得主导地位后，将“变形民主”与“变形市场”推销至全球， 试图将这种赋予跨国资本无上权力的统治结构永久化。这对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是 一个巨大陷阱：一方面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树为普世价值、唯一选项，另一 方面，这种变形民主被普遍效仿，且在效仿过程中变本加厉，导致许多新兴民主 国家陷入劣质民主困境。在东欧，民选政治人物为选票挑动选民情绪，政权变 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为掩饰执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与族群议题， 人为制造仇恨和两极对立，不少国家甚至引发种族暴动。在拉美，“华盛顿共 识”指导下的“自由化改革”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体制无法抑制贪污，导致 民众对民主政体失去信心。政治精英开始反思，部分拉美国家公开抵制美推动 的美洲共同市场。经济全球化让东亚劳工与农民团体面临空前生存压力，原引以 为荣的“均富”分配结构迅速褪色。1997年金融危机让东亚国家看清国际经济 秩序是以美狭隘利益甚至完全以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为中心的本质，开始积极构 建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和换汇协定，以防堵国际金融风暴肆虐。 “第三波民主”面临两个结构性障碍。一是美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 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它提供错误示范，输出政治伎俩，为他国政治人物 提供“专业服务”，且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二是“市场化”与“民 主化”结成“连体婴”成为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根本性障碍。彻底的市场化、私 有化与自由化，意味着劳工群体与中产阶级不可能透过民主体制改变自身的不 对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国家机构”的社会保障与再分配功能，让国家层次 的民主政体成为低能的空壳。当今，对我们生活方式、经济安全、社会秩序、 环境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民选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 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行为体，如跨国企业集团、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 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美联储等。资本主义全球化颠覆了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让国家 层面的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 资本主义威胁人类社会。资本主义让主要经济体都必须将经济活动维持在 过度消费与信用膨胀的亢奋状态，才能避免经济衰退与金融体系崩溃。全球化让 国际金融体系变成了无法驾驭的超级赌场。国家、社区、家庭的经济命脉，都 成为极少数跨国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赌桌上的筹码。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 一方面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对追求最大物质欲满足的消费者以及追求激 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时，对加后果是政府无法扭转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冷战结束 20 余载，美经济一步步陷 入泡沫陷阱，美联储不断以超低利率支撑房市和股市，让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借 此掩盖财政、贸易、家庭负债三大赤字膨胀的风险。这种 结构性失衡终于借 2008 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深入分析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美政治体制失灵问题 更为凸显。美主导金融全球化 30 年，等于纵容华尔街巨 鳄在全球经营“老鼠会 经济”，滋生的暴利已通过分红落入资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后的巨大社会成本却 由纳税人及所有参与实体经济的人承担。危机后的金融体制改 革方案无法清除 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隐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数字无限制收购华尔街投资家机构 的“有毒资产”。 “劣质民主”传播给全球带来 灾难。美国民主品质退化导致的金钱政治与 裙带政治，更在“9·11”后以“反恐”之名用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 新保守主义在美取得主导地位后，将 “变形民主”与“变形市场”推销至全球， 试图将这种赋予跨国资本无上权力的统治结构永久化。这对所有新兴民主国家是 一个巨大陷阱：一方面民主在意识形态领 域被树为普世价值、唯一选项，另一 方面，这种变形民主被普遍效仿，且在效仿过程中变本加厉，导致许多新兴民主 国家陷入劣质民主困境。在东欧，民选政治人物 为选票挑动选民情绪，政权变 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为掩饰执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与族群议题， 人为制造仇恨和两极对立，不少国家甚至引发种族暴 动。在拉美，“华盛顿共 识”指导下的“自由化改革”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体制无法抑制贪污，导致 民众对民主政体失去信心。政治精英开始反思，部分拉美国 家公开抵制美推动 的美洲共同市场。经济全球化让东亚劳工与农民团体面临空前生存压力，原引以 为荣的“均富”分配结构迅速褪色。1997 年金融危机让东亚国 家看清国际经济 秩序是以美狭隘利益甚至完全以华尔街金融资本利益为中心的本质，开始积极构 建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和换汇协定，以防堵国际金融风暴肆虐。 “第三波民主”面临两个结构性障碍。一是美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 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它提供错误示范，输出政治伎俩，为他国政治人物 提供 “专业服务”，且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二是“市场化”与“民 主化”结成“连体婴”成为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根本性障碍。彻底的市场化、私 有化与自由 化，意味着劳工群体与中产阶级不可能透过民主体制改变自身的不 对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国家机构”的社会保障与再分配功能，让国家层次 的民主政体成为低 能的空壳。当今，对我们生活方式、经济安全、社会秩序、 环境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民选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 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 行为体，如跨国企业集团、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 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美联储等。资本主义全球 化颠覆了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让国家 层面的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 资本主义威胁人类社会。资本主义让主要经济体 都必须将经济活动维持在 过度消费与信用膨胀的亢奋状态，才能避免经济衰退与金融体系崩溃。全球化让 国际金融体系变成了无法驾驭的超级赌场。国家、社区、家 庭的经济命脉，都 成为极少数跨国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赌桌上的筹码。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 一方面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对追求最大物质欲满足的消费 者以及追求激 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时，对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