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当我于2008年春得知劳特里奇出版公司(Routledge Publishers)即 将出版《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一书的平装本的时 候，同一个月里我又收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希望出版它的中译本。 这两项决定令我欣喜，也稍感意外。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一面在构 思写作这本书，同时也在发表从跨文化、跨国别的角度研讨20世纪文学、 戏剧和相关审美批判理论的论著，而长期以来这些研讨对象是按照传统 的学科或地缘政治的类别来界定和分隔的，比如说英国、英语南撒哈拉 非洲和美国的女性文学家、戏剧家，以及起源于大陆欧洲的批判理论思 想家们。我在这些跨国别、跨学科研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知视域， 激发和促成我探索研究和阐释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化与艺术， 乃至现代中国人文历史和社会发展本身的路径和方法。在当时被界定为 有别于欧美主流的“区域研究”制度安排下的“中国研究”及其流行的 话语语境中，现代中国女作家的革命性文化遗产的重要内涵似乎是一个 说不出来的故事，人们倾向于将中国的革命女性在根本上看作是她们亲 身参与的中国革命工具化的牺牲品。在一个全球消费主义超速复制的90 年代，写这样一本书似乎不很合时宜，它不仅要阐明20世纪中国富有创 世纪一般想象力的女作家和女艺术家，是如何将她们自己转变为自身现 实历史的能动力之源，而且还要重申她们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身体力行的 想象在中国革命精神遗产中的核心地位。然而，这本书现在被太平洋两 岸的人们索要，英语平装本和中文版同时问世，这又一次提醒我，人类历 史中某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努力，也许正是时代的内在产物和挑战要求。 这些年来，我在不同场合所表达的这一基本看法，支撑着我的学术探索； 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