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神话中,站在山崖上的狮身人面的怪物一一司芬克斯向路过的俄狄浦 斯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行走的动物是什么?按 照规则,如果俄狄浦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将被司芬克斯吃掉:如果他准确地解答 了这个问题,司芬克斯将坠崖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由于俄狄浦斯 准确地说出了谜底—一人,司芬克斯不得不坠崖自尽。那么,为什么人早晨是四只脚、 中午是两只脚、晚上是三只脚呢?因为早晨、中午和晚上分别比喻人的儿童、青壮年 和老年三个时期。儿童时期手脚都在地上爬,青壮年时期两脚站地,老年时期走路要 靠拐杖,成了“三只脚”。 公元1世纪,西方产生了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 造了人。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871年又出版了《人 类的由来》。在达尔文看来,人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在后 达尔文时期,人类学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描绘出人类起源的蓝图。按照考古发掘的材料 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180万年前古猿演化为直立人,一直 延续到20万年前。随后又发展出早期智人,延续到约5万年之前。最后出现的是晚期 智人,他们与现代人在形态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从哲学上看,古猿向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直立行走、劳动、创造和使用语言等重 要环节而完成的,而这一富于挑战气息的演化过程也在语言文字中积淀下来。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写道:“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而当一个人称呼自 己时,他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我”。有趣的是,“我”在甲骨文中的写法 简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想象初民在当时生活中的困厄与危险。这 个字无论是在金文中,还是在小篆中,都是一个荷“戈”而行的武装分子。鉴于此, “我”生存之艰难,已见端倪。当然,更复杂、更值得研究的是人(自我)的精神世 界。古罗马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自己青少年时 期的精神活动,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的内心世界是 如此之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以至于无法测量出其深度 在奥古斯丁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使思维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人(自我)的 内在世界。他在荷兰的火炉边陷入了沉思,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在他 看来,其他一切(甚至包括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均可被怀疑,但此刻,“我正在怀疑 正在思考”这一点却无法被怀疑。正是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笛卡儿建立了知识的确 定性,即唯有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清楚明白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确定性的知识,而 其他都是鬼话。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后来所说的:“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 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 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 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受到休谟思想的激励,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对人(自我)的探索归纳为如下四个 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 到认识论,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宗教学,第四个问题涉及到 人类学。在康德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正是 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康德却缺乏深入的思考,而真正做出科学的解答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不是居住在绝望之岛上的、孤零零的鲁滨逊,人是社会存在物在古希腊神话中，站在山崖上的狮身人面的怪物——司芬克斯向路过的俄狄浦 斯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行走的动物是什么？按 照规则，如果俄狄浦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将被司芬克斯吃掉；如果他准确地解答 了这个问题，司芬克斯将坠崖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由于俄狄浦斯 准确地说出了谜底——人，司芬克斯不得不坠崖自尽。那么，为什么人早晨是四只脚、 中午是两只脚、晚上是三只脚呢？因为早晨、中午和晚上分别比喻人的儿童、青壮年 和老年三个时期。儿童时期手脚都在地上爬，青壮年时期两脚站地，老年时期走路要 靠拐杖，成了“三只脚”。 公元 1 世纪，西方产生了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 造了人。 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871 年又出版了《人 类的由来》。在达尔文看来，人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在后 达尔文时期，人类学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描绘出人类起源的蓝图。按照考古发掘的材料， 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 400 万年前的南方古猿，180 万年前古猿演化为直立人，一直 延续到 20 万年前。随后又发展出早期智人，延续到约 5 万年之前。最后出现的是晚期 智人，他们与现代人在形态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从哲学上看，古猿向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直立行走、劳动、创造和使用语言等重 要环节而完成的，而这一富于挑战气息的演化过程也在语言文字中积淀下来。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写道：“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 ”而当一个人称呼自 己时，他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我”。有趣的是，“我”在甲骨文中的写法， 简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想象初民在当时生活中的困厄与危险。这 个字无论是在金文中，还是在小篆中，都是一个荷“戈”而行的武装分子。鉴于此， “我”生存之艰难，已见端倪。当然，更复杂、更值得研究的是人（自我）的精神世 界。古罗马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其 《忏悔录》中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自己青少年时 期的精神活动，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人的内心世界是 如此之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以至于无法测量出其深度。 在奥古斯丁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使思维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人 （自我）的 内在世界。他在荷兰的火炉边陷入了沉思，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在他 看来，其他一切（甚至包括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均可被怀疑，但此刻，“我正在怀疑， 正在思考”这一点却无法被怀疑。正是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笛卡儿建立了知识的确 定性，即唯有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清楚明白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确定性的知识，而 其他都是鬼话。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后来所说的：“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 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 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 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 受到休谟思想的激励，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对人（自我）的探索归纳为如下四个 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 到认识论，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宗教学，第四个问题涉及到 人类学。在康德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正是 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康德却缺乏深入的思考，而真正做出科学的解答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不是居住在绝望之岛上的、孤零零的鲁滨逊，人是社会存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