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汝 2015.1 大体上来说,国内维稳体制的形成可以划分 针对出现的信访潮、尤其是“京访潮”,1978 为如下三个阶段 年全国第二次信访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了一些历史 1.1992年以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阶段 遗留问题的解决之道。次年,成立“中央机关处理 笔者将影响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问题,按其上访问题领导小组”,中央派出工作组分三批赶赴 影响程度分为三类:其一为影响个别公民安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助处理上访工作。与此 社会一般秩序的问题,包括一般性的社会治安问同时,沿袭自1953年始的“接访”(侯猛,2011a)等 题、刑事犯罪以及纯民间性的群体冲突(如纠纷、方法,要求地方进京接访,对部分上访人员“收容 械斗);其二,针对基层和地方政府、干部的矛盾冲送回”。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中央两办”(中 突,或针对公共目标(如交通)、严重影响局部社会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简称,后同)下发 秩序的问题,如针对政府和干部的上访和群体性《关于六届人大、六届政协二次会议期间严格控制 事件;其三,针对政权和国家安全、或影响全局稳上访人员来京的通知》,要求在此两会期间,对来 定的问题,前者如地区分裂活动、反体制活动,后信来访人员中可能去北京上访的人员,认真做好 者如大规模骚乱、学潮或恐怖主义活动。在性质工作,对其他单位受理的坚持要去北京上访,可能 上,第一类属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第二类虽已上危害首都治安的人员,要配合有关单位做好劝阻 升至政治层面,但它一般不反政权、不反体制;第工作。同年,国办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庆 三类则上升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层面 节前后控制进京人员的请示》的通知,对控制对象 以上述标准检视第一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稳定作了具有规定(应星,2001:55、396—399)。此时 问题,可以发现:(1)一般性的社会治安问题特别虽未出现“敏感时期”、“敏感人员”的称谓,但实际 突出,快速增长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严重影响的对象却有了。“敏感时期”一词正式出现于 到群众的安全感,各地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群体1990年。针对学潮事件,尤其是1989年西藏骚 性械斗事件;(2)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和农村改革政乱和1989年政治风波,1990年中央恢复“中央政 策的落实问题,出现了两波上访潮,一次在1978法委”,加强有关突发事件的处置,出台《集会游行 年-1980年间,再一次在1984年-1986年间 示威法》 均以去信访和个人访为主(肖唐镖,2003);(3)在 总之,当时政府的维稳工作,尽管进行了一系 城市发生数次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潮 列的非常规型活动(如严打、处理信访潮),但总体 从1982年2月全国第三次信访工作会议至上仍在已有的政法体制框架内展开,沿袭着传统 1995年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开的这一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⑤。为此,A省全力 期,全国已形成了中央、省、地、县、乡五级信访工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执行综合治理目 作网络,信访工作从国家政治生活的边缘走到了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 中心位置,既是信访工作的辉煌时期,又是信访制 2.1993年后进入针对政府和官员的社会矛 度建设的过渡转型时期。②至此,信访已经形成一盾与冲突日益显现时期 套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庞大的制度体系,包括人大 自1993年至2000年,与前一阶段相比国内 信访、行政信访、法院与检察院的司法信访等在内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特点。(1)一般性治安和刑 的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构建起“大信访工作格事案件虽依然较多,但在这一阶段得到较好地治 局” 理;(2)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本面发生转向,即从 从总体上看,当时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第上一阶段以民间性冲突为主,转变为针对基层政 类问题,政府的维稳工作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府和基层干部为主。这种“官民矛盾”、干群冲突 击刑事犯罪为主。政府从1983年9月到1987年中的群众方主要是部分特定的阶层群体,即以税 1月,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第一次“严打”费抗争为主的农民和对企业改革不满的下岗工人 活动,期间又包含了三次战役和一些专项斗争。群体,其抗争方式不仅有日益增多的上访尤其是 次严打可以说是暴风骤雨式的,声势很大,集体访,而且有日趋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就全国 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④ 农村而言,1993年四川仁寿事件是个标志,成为 21994-2015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大体上来说，国内维稳体制的形成可以划分 为如下三个阶段： １．１９９２年以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阶段 笔者将影响社会政治秩序 稳 定 的 问 题，按 其 影响程度分为三类：其一为影响个别公民安全和 社会一般秩序的问题，包括一般性的社会治安 问 题、刑事犯罪以及纯民间性的群体冲突（如纠 纷、 械斗）；其二，针对基层和地方政府、干部的矛盾冲 突，或针对公共目标（如交通）、严重影响局部社会 秩序的问题，如针对政府和干部的上访和群体 性 事件；其三，针对政权和国家安全、或影 响 全 局 稳 定的问题，前者如地区分裂活动、反体 制 活 动，后 者如大规模骚乱、学潮或恐怖主义活 动。在 性 质 上，第一类属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第二类虽已上 升至政治层面，但它一般不反政权、不 反 体 制；第 三类则上升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层面。 以上述标准检视第一个阶段的社会政治稳定 问题，可以发现：（１）一般性的社会治安问题特别 突出，快速增长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严重影 响 到群众的安全感，各地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群体 性械斗事件；（２）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和农村改革政 策的落 实 问 题，出 现 了 两 波 上 访 潮，一 次 在１９７８ 年－１９８０年间，再一次在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６年间，但 均以去信访和个人访为主（肖唐镖，２００３）；（３）在 城市发生数次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潮”。 从１９８２年２月全国第 三 次 信 访 工 作 会 议 至 １９９５年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开的这一时 期，全国已形成了中央、省、地、县、乡 五 级 信 访 工 作网络，信访工作从国家政治生活的边缘走到 了 中心位置，既是信访工作的辉煌时期，又是信访制 度建设的过渡转型时期。② 至此，信访已经形成一 套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庞大的制度体系，包括人 大 信访、行政信访、法院与检察院的司法信访等在内 的较为完 备 的 制 度 体 系，构 建 起“大 信 访 工 作 格 局”。③ 从总体上看，当时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第 一类问题，政府的维稳工作以维护社会治安和 打 击刑事犯罪为主。政府从１９８３年９月到１９８７年 １月，开展了严 厉 打 击 刑 事 犯 罪 的 第 一 次“严 打” 活动，期间 又 包 含 了 三 次 战 役 和 一 些 专 项 斗 争。 “这一次严打可以说是暴风骤雨式的，声势很 大， 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④ 针对出现 的 信 访 潮、尤 其 是“京 访 潮”，１９７８ 年全国第二次信访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了一些历史 遗留问题的解决之道。次年，成立“中央机关处理 上访问题领导小组”，中央派出工作组分三批赶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助 处 理 上 访 工 作。与 此 同时，沿袭自１９５３年始的“接访”（侯猛，２０１１ａ）等 方法，要求地方进京接访，对部分上访人员“收 容 送回”。值得 注 意 的 是，１９８４年，“中 央 两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简称，后同）下 发 《关于六届人大、六届政协二次会议期间严格控制 上访人员来京的通知》，要求在此两会期间，对 来 信来访人员中可能去北京上访的人员，认真 做 好 工作，对其他单位受理的坚持要去北京上访，可能 危害首都治安的人员，要配合有关单位做好 劝 阻 工作。同年，国办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庆 节前后控制进京人员的请示》的通知，对控制对象 作了具有规定（应 星，２００１：５５、３９６－３９９）。此 时 虽未出现“敏感时期”、“敏感人员”的称谓，但实际 的 对 象 却 有 了。“敏 感 时 期”一 词 正 式 出 现 于 １９９０年。针对学潮 事 件，尤 其 是 １９８９ 年 西 藏骚 乱和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１９９０年中央恢复“中央政 法委”，加强有关突发事件的处置，出台《集会游行 示威法》。 总之，当时政府的维稳工作，尽管进行了一系 列的非常规型活动（如严打、处理信访潮），但总体 上仍在已有的政法体制框架内展开，沿袭着 传 统 的“社会治安 综 合 治 理”模 式⑤ 。为此，Ａ 省全力 推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执行综合治理目 标管理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 ２．１９９３年后 进入 针 对 政 府 和 官 员 的 社 会 矛 盾与冲突日益显现时期 自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０年，与前一阶段相 比 国 内 社会矛盾出现了新 的 特 点。（１）一 般 性 治 安 和 刑 事案件虽依然较多，但在这一阶段得到较好 地 治 理；（２）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本面发生转向，即从 上一阶段以民间性冲突为主，转变为针对基 层 政 府和基层干部为主。这种“官民矛盾”、干群 冲 突 中的群众方主要是部分特定的阶层群体，即 以 税 费抗争为主的农民和对企业改革不满的下岗工人 群体，其抗争方式不仅有日益增多的上访尤 其 是 集体访，而且有日趋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就 全 国 农村而 言，１９９３年 四 川仁 寿 事 件 是 个 标 志，成 为 ３４１ ２０１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