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2期 定的研究范围或某种特定的研究对象 本文所指的“历史人类学”,不同于西方任何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历史人类 学”,它是根植于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主要是以梁方仲与傅衣凌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 史传统),同时又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而形成的研究取向,惟其如此,它对于中国盐史研 究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人类学的核心方法论,即“在田野现场解读文献”,具 体言之,在坚持尽可能搜集各种传统史料的同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各类民间文献和口碑 资料,并考察区域自然环境、建筑布局、各种民俗、仪式活动等,从而获得了不同层面、不同 角度但却并非全然无关的历史表达,然后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呈现出更具有整体感与立体 性的区域历史。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会对历史有更亲切认知,并有可能体验到历史在当代 的延续与影响,从中激发出不一样的思考。不过,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自然体会到,作为史 学根基的文献(包括正史等传统文献),因为经由田野工作获得了更完整的语境,从而可以 得到更深切的理解,在图书馆或书斋中读得似是而非甚至不知所云之处,或许就在田野工 作中豁然开朗,许多自以为已经“读懂”之处,现在也可能发现其实是一种误读。目前在学 界的研究中,萧凤霞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研究、科大卫和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宗族的 研究、陈春声关于潮州地方动乱和民间信仰的研究,郑振满关于福建莆仙平原以及赵世瑜 关于华北的研究都显示出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特色。②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近年在 三联书店出版的“历史·田野”丛书,也反映出这一学术取向。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 建立在学者对于当地社会的田野考察和田野认识之上 提倡盐史的区域研究,同样需要重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这对中国盐史研究具有 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盐史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收集我们从图书馆、档案 馆中难以获得的文献以及各种口碑资料。传统盐史文献如盐法志与官方档案等,对于盐政 制度的叙述往往都偏向官方的层面,不但含混笼统,而且忽略了与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的制 度的实际运作情形,此外一些关键制度、词语因为在当时属于一般常识而没有解释,对后人 就成为了难解之谜。民间文献常常能弥补这些不足。历史学家对于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 洲、莆仙平原和闽北地区的若干社区的田野调查经验告诉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可以收集到 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族谱、碑刻、书信、账本、契约、民间唱本、宗教科仪书、日记、笔记 等;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还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 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资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 未能表达的。③中国盐史的田野工作,同样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文献记载中可能被忽略的 基本制度。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明清盐场的灶户组织罕见于《会典》、《事例》等典章文献 的记载,或者空有其名而未叙述其实,但现在我们知道,两淮实行以总催为骨干的团总组织 并演化成清代的灶头长组织;两浙则由明代的团总制、灶甲制演变到清代的以维护盐场治 安为首务的“团保制”;广东地区实行类似于里甲制度的栅甲制,设立栅长协助场吏以督盐 ①温春来:《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年版 ②参见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③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 2期 定的研究范围或某种特定 的研究对象。① 本文所指的“历史人类学”，不同于西方任何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历史人类 学”，它是根植于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主要是以梁方仲与傅衣凌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 史传统)，同时又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而形成的研究取向，惟其如此，它对于中国盐史研 究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人类学的核心方法论，即“在田野现场解读文献”，具 体言之，在坚持尽可能搜集各种传统史料的同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各类民间文献和口碑 资料，并考察区域自然环境、建筑布局、各种民俗、仪式活动等，从而获得了不同层面、不同 角度但却并非全然无关的历史表达，然后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呈现出更具有整体感与立体 性的区域历史。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会对历史有更亲切认知，并有可能体验到历史在当代 的延续与影响，从中激发出不一样的思考。不过，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自然体会到，作为史 学根基的文献(包括正史等传统文献)，因为经由田野工作获得了更完整的语境，从而可以 得到更深切的理解，在图书馆或书斋中读得似是而非甚至不知所云之处，或许就在田野工 作中豁然开朗，许多 自以为已经“读懂”之处 ，现在也可能发现其实是一种误读。 目前在学 界的研究中，萧凤霞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研究、科大卫和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宗族的 研究、陈春声关于潮州地方动乱和民间信仰的研究，郑振满关于福建莆仙平原以及赵世瑜 关于华北的研究都显示出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特色。②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近年在 三联书店出版的“历史 ·田野”丛书，也反映出这一学术取向。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 建立在学者对于当地社会的田野考察和田野认识之上。 提倡盐史的区域研究 ，同样需要重视历史人类学 的研究方式 ，这对 中国盐史研究具有 相 当重要的意义。首先 ，中国盐史 田野调查 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收集我们从 图书馆 、档案 馆中难以获得的文献以及各种口碑资料。传统盐史文献如盐法志与官方档案等，对于盐政 制度的叙述往往都偏向官方的层面，不但含混笼统，而且忽略了与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的制 度的实际运作情形，此外一些关键制度、词语因为在当时属于一般常识而没有解释，对后人 就成为了难解之谜。民间文献常常能弥补这些不足。历史学家对于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 洲 、莆仙平原和闽北地区的若干社 区的田野调查经验告诉我们 ：在 田野调查中，可 以收集到 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族谱、碑刻、书信、账本、契约、民间唱本、宗教科仪书、日记、笔记 等；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还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 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资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 未能表达的。③ 中国盐史的田野工作，同样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文献记载中可能被忽略的 基本制度。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明清盐场的灶户组织罕见于《会典》、《事例》等典章文献 的记载，或者空有其名而未叙述其实，但现在我们知道，两淮实行以总催为骨干的团总组织 并演化成清代的灶头长组织；两浙则由明代的团总制、灶甲制演变到清代的以维护盐场治 安为首务的“团保制”；广东地区实行类似于里甲制度的栅甲制，设立栅长协助场吏以督盐 ① 温春来 ：《历 史人类学实践 中的一些问题》，《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12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09年 版。 ② 参见黄 国信 、温春来、吴滔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 5期。 ③ 陈春声 ：《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 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 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