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 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模型中所有交互效应项系数的显著水平都不 显著,即“80后”升入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机会的上述差异与“70后”完全相同。 这表明,在这一阶段的升学机会上,“80后”与“70后”相比所遭遇的阶层之间和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但也没有增加 在高等教育阶段,同等条件下,“70后”父亲职业所导致的升学机会差异只体 现在管理人员子女、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之间的差距上,管理人员子女上 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24倍,个体/自雇人员子女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21倍, 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子女与农民子女的升学机会则没有明显差异。父亲的教 育水平对子女上大学机会的影响显著,父亲多接受1年教育,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 提升22%。城乡(人)之间上大学机会差异也很大,城镇人上大学机会是农村人的 4倍。这一模型中所有交互效应项系数的显著水平也都不显著,这说明,在高等教 育阶段,“80后”与“70后”在上述几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变化,阶层之间与城 乡之间的不平等没有下降,但也没有增加。表4的两个模型分析结果表明,“80后” 群体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减少,前一代人的不平等在这一代延续,没有证 据显示“无声的革命”在“80后”这一代身上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阶层背景(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比较表4数据 分析结果与表3和表2的数据,可以发现不同。表3和表2的数据(百分比)所反 映出的父亲职业身份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似乎比表4两个模型所体现的更加明显。 表3和表2数据显示出,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子女进入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机会越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表现出最大优势,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略有优 势,工人子弟的机会虽少于前面几个阶层但明显多于农民子弟。然而,表4数据结 果却表明,与农民阶层相比较,只有管理人员阶层具有较强的优势,办事人员和个 体/自雇人员略有优势但显著水平较低,专业人员和工人则未显示出与农民的差异。 导致两部分数据分析结果差异是因为表4的模型加入了父亲教育控制变量和城乡控 制变量,如果没有加入这些控制变量,表4的数据结果将与表3和表2相一致,但 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极大弱化。即现实社会中直接观 察到的不同职业人群子女上大学机会、上高中机会的差异,主要由家庭文化资源 (父母教育水平)①和城乡因素导致,比如,专业人员子女升学机会多于其他阶层, 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层的文化水平较高;工人子女升学机会比农民子女多,这主要 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在控制父亲教育作用和城乡差异的情况下,管理 人员阶层仍显示出较强的优势,这表明权力的确干扰了教育机会分配。不过,这里 所说的“权力”,并非单指“官员”特权或政府公权力,本文数据分析中所界定的 ①郝大海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文化资本对中国教育分层的影响。(参见郝大海:《中国城 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21994-2014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４．７倍。模型中所有交互效应项系数的显著水平都不 显著，即 “８０后”升入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机会的上述差异与 “７０后”完全相同。 这表明，在这一阶段的升学机会上，“８０后”与 “７０后”相比所遭遇的阶层之间和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减少，但也没有增加。 在高等教育阶段，同等条件下， “７０后”父亲职业所导致的升学机会差异只体 现在管理人员子女、个体／自雇人员子女与农民子女之间的差距上，管理人员子女上 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２．４倍，个体／自雇人员子女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２．１倍， 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子女与农民子女的升学机会则没有明显差异。父亲的教 育水平对子女上大学机会的影响显著，父亲多接受１年教育，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 提升２２％。城乡 （人）之间上大学机会差异也很大，城镇人上大学机会是农村人的 ４倍。这一模型中所有交互效应项系数的显著水平也都不显著，这说明，在高等教 育阶段，“８０后”与 “７０后”在上述几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变化，阶层之间与城 乡之间的不平等没有下降，但也没有增加。表４的两个模型分析结果表明，“８０后” 群体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明显减少，前一代人的不平等在这一代延续，没有证 据显示 “无声的革命”在 “８０后”这一代身上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的阶层背景 （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比较表４数据 分析结果与表３和表２的数据，可以发现不同。表３和表２的数据 （百分比）所反 映出的父亲职业身份对子女教育机会的影响似乎比表４两个模型所体现的更加明显。 表３和表２数据显示出，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子女进入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机会越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表现出最大优势，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略有优 势，工人子弟的机会虽少于前面几个阶层但明显多于农民子弟。然而，表４数据结 果却表明，与农民阶层相比较，只有管理人员阶层具有较强的优势，办事人员和个 体／自雇人员略有优势但显著水平较低，专业人员和工人则未显示出与农民的差异。 导致两部分数据分析结果差异是因为表４的模型加入了父亲教育控制变量和城乡控 制变量，如果没有加入这些控制变量，表４的数据结果将与表３和表２相一致，但 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父亲职业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极大弱化。即现实社会中直接观 察到的不同职业人群子女上大学机会、上高中机会的差异，主要由家庭文化资源 （父母教育水平）① 和城乡因素导致，比如，专业人员子女升学机会多于其他阶层， 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层的文化水平较高；工人子女升学机会比农民子女多，这主要 是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在控制父亲教育作用和城乡差异的情况下，管理 人员阶层仍显示出较强的优势，这表明权力的确干扰了教育机会分配。不过，这里 所说的 “权力”，并非单指 “官 员”特权或政府公权力，本文数据分析中所界定的 · ５７ · “８０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 ① 郝大海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文化资本对中国教育分层的影响。 （参见郝大海： 《中国城 市教育分层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０３）》，《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