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国家”这一概念得到了复苏。现在，人们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国家” 作为分析的核心定向范畴予以采纳和适应，甚至那些对于同马克思主 义相近的一切思想都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亦复如此。这一术语与迄 今仍然普遍使用的“政治系统”概念比肩而立，两者之间的关系档尬局 促，而且常常得不到说明。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理性的人和 公众选择模式。这一方法是从经济学中移植来的。首先设想由假定 的理性行为者作出种种选择，再根据这种设想，建立政治行为的若于 模式。经济学的这种技术性创造，起初为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 又推广到了诸如道德问題等其他政治学领域。在约翰·罗尔斯(Jon Rawls)论述正义问题的著作的初始推动下，这种方法使政治哲学的一 些基本内容与历史的和分析的研究相分离，使政治哲学家以往那样关 切研究正义和更高的道德性等实质性问題。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 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 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 径。 当然，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什么新人娇客。约 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十九世纪就曾对此作过大量论 述，前面我也已提及，三十年代它在美国曾风靡一时。此外，即使行为 主义在其他地方盛行时，它在欧洲也从未真正寂灭过。不过，这时政 治经济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在于它要重新努力揭示国内外经济力 量与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照早先的政治经济学着来，这一点是这种 学说研究的核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不 包括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认为这一点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 为业，椎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