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 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一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 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移易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 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 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 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也确实因为蜘此，许多经济学家才主张实行 这种“大帝国主义”。 热衷于这一模式的历史性初次狂潮现在正开始消退。经由政治 研究的各个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此模式的多次试验，人们正 在作出旱已料及的批评性反应。尽管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理性模 式一开始所具有的魅力要素尚不会消耗殆尽。 论及《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首次问世以来政治科学研究方 向和方法上的所有这些变化，我又回到了开始这番议论之初所提出的 问题上：随着本书被译成中文，今天，系统分析的位置何在呢？ 首先，系统分析现在仍然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 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竞争对手。我之所以 要谓之日“不幸”，是因为众所周知，只有某种理论方法不断为其他理 论方法所替代，科学方能够获致进步。以理性的设想为基础的模式并 不是系统分析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并没有声称将适用于政治研究的 一切重要领域。 一方面，因为这些模式具有简化主义的特性，所以它们恐难适用 于政治研究的一切重要领域。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模式用作分 析单独的行为或分析被看作一个个独立单位的团体行动者，是适宜 的。而且事实证明，当这些单独行为处于竞争状况而不是合作状况 时，这些模式更加有用。它们既不能被成功地运用于政治研究各重要 的规定领域、亦不能圆满地研究那些可能限假制、而且有时甚至支配单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