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为的结构性过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理性建模的范围必然要受 其简化主义特性的限制。总之，如同我所指出的那样，不能想象，简化 主义的理性建摸是向一般政治理论迈出的一步。在广袤丰富的攻治 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必然的领域，即使按照这种模式最乐观的倡导者 的看法，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也是这种模式所力难胜任的。 另一方面，系统分析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 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系统分析构成了其通贯整个复杂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千机构 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攻治系统”。总之，系 统分析现在仍不失为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其次，虽然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阵地已为政策研究所古领，虽然整 个研究和教育系统中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回答追切的社会问题而创造 知识，可是，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些坚持追求基本悟性的人们来说，仍 然存在着施展余地。在西方，我们现在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即自五十年代迄今的前几代人所积累的重要知识，还在为我们所运 用。虽然在过去的岁月中，政治学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都可以标榜为基 础性研究，然而，今天这种研究的数量却是大大减少了。因此，一些研 究者罔闻从事基础性研究的这种努力会怎样运道兴消，依然我行我 素、走自己的路，就确实是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系统分析作为 一个一般理论方法继续得到发展，表明人们在尽可能不断地努力促进 我们的基本悟性的重要积累。 第三，系统分析的目标和取向与应用性研究的选择并无很大抵 触。譬如，政策分析得以在政治科学中确立之前很久，系统分析就提 供了政策输出、结果及政治性反馈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莫不诞生了 今天政策研究的特点。只要任意检视一下政治学文献的递嬗演进，自 会发现这一点。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