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在各方面都得到双方近亲属的援手)。 (3)生活事件或压力 我们选择了3项指标，即“下岗、失业或工作挫折、“父母身体欠佳压力大”以及“家庭发生意外变故 或挫折”，1一4分别代表经常、有时、偶尔和无，分值越高表示压力越少。 (4)社会支持和偏见压力 社会支持主要以“朋友援手”和“单位、社区支持”测量，包括在经济拮据、子女抚育、找工作、家庭纠 纷、法律咨询或有烦恼、苦闷、抑郁时是否主动求助亲属以外的其他人或机构，或者得到过其他人或机构 的主动帮助和服务，“朋友”也包括同事、同行和同学，“单位、社区”还包括邻居、单位领导、工会、居委会、 街道和心理、法律咨询等，1一4分别代表从无到经常。由于所获得的支持不多，我们也采取将各方面的 支持帮助得分相加之和作变量刻度。 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偏见指标，主要是单亲主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单位领导或同事、朋友或同学，街 坊邻居、孩子学校和大众传媒舆论方面的偏见和压力，以及目前是否有“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或“总觉得 别人在背后议论我”共7个变量，我们用因素分析方法复合成“社会偏见”、“同事、朋友偏见”和“敏感自 卑”3个新因子，并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各因子得分的加权和作为“社会偏见压力”变量。 (5)价值判断和应对态度 价值判断主要反映被访者对婚姻或家庭挫折的态度以及对再婚前景的预测，即他们对挫折会使人 成长”、“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和“再找个比配偶更好的伴侣比较难”的判断(1一5分分别表示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应对态度是把被访者自述的“认为自己是有用之人”、“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干了” 和“我对将来充满信心”的认同(1一5分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用因素分析法简化成 “自信、积极应对”复合变量。26个指标经过复合、简化，最后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共有19个。 三、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用以检验我们理论假设的是2002年4月完成的对上海50个居委会440个单亲家庭和500个双亲 家庭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该调查的居委会抽样采用多阶段分层方法，即在全市11个区随机抽取25 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2个居委会。双亲家庭采用概率抽样即每个居委会等距抽取10个家 庭，单亲家庭为整群抽样，即该居委会凡有中小学生或16岁以下孩子的单亲家庭都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并不完全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难以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我们按12 的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实际共使用了1361个样本，其中因拆迁、搬家、房屋出租等户口空挂的162 户，因重病住院、聋哑、智力障碍等无法接受调查的12名，出差、探亲等18位，再婚、子女不同住或年龄 过大等不属于我们调查范围的45人，拒绝访问的134名，地址不清或错误的18户，情况不明的（即在1 个半月的调查期间反复上门无人在家)32名。调查成功的500位双亲者中男女均为50%440个单亲者 中男性为47%，女性占53%（其中332个离异者中男性更多些，占55%，而108位丧偶者中女性多达 76%):被访者年龄最小的29岁，最大的56岁，平均年龄男为423岁，女为40.5岁，其中35岁以下的仅 占7.8%，36-40岁占315%，41一45岁达45.9%，46岁以上14.8%：99%的家庭只有1个子女. 从教育程度看，初婚者的男女教育程度无显著差异，但单亲女性的教育程度则高于男性，其中离异 女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1.5%，不仅明显高于离异男性的57.4%，而且明显高于初婚女性的 648%和丧偶女性的57.3%（见表2）。 从目前的在职状况看，离异者在职在岗即依然正规就业的仅占346%，既明显低于初婚者的 53.6%也明显低于丧偶者的43.5%，而自述下岗、待业、病、离退休后未再就业的离异者达31.9%，高 于丧偶者的29.6%和初婚者的25.2%。其中女性从事非正规就业或暂时无业的明显多于男性。 从薪金收入看，去年单亲者全年的平均收入10534元，仅为双亲者的70%，其中单亲女性的年均收 8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enki.net表示在各方面都得到双方近亲属的援手)。 (3)生活事件或压力 我们选择了 3 项指标, 即“下岗、失业或工作挫折” 、“父母身体欠佳压力大”以及“家庭发生意外变故 或挫折” , 1 -4 分别代表经常、有时、偶尔和无 ,分值越高表示压力越少 。 (4)社会支持和偏见压力 社会支持主要以“朋友援手”和“单位 、社区支持”测量 ,包括在经济拮据、子女抚育 、找工作、家庭纠 纷、法律咨询或有烦恼、苦闷、抑郁时是否主动求助亲属以外的其他人或机构,或者得到过其他人或机构 的主动帮助和服务, “朋友”也包括同事 、同行和同学, “单位 、社区”还包括邻居、单位领导 、工会 、居委会、 街道和心理、法律咨询等 , 1 -4 分别代表从无到经常。由于所获得的支持不多 ,我们也采取将各方面的 支持帮助得分相加之和作变量刻度 。 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偏见指标 ,主要是单亲主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单位领导或同事 、朋友或同学 、街 坊邻居、孩子学校和大众传媒舆论方面的偏见和压力 ,以及目前是否有“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或“总觉得 别人在背后议论我”共7 个变量 ,我们用因素分析方法复合成“社会偏见” 、“同事、朋友偏见”和“敏感自 卑”3 个新因子 ,并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各因子得分的加权和作为“社会偏见压力”变量 。 (5)价值判断和应对态度 价值判断主要反映被访者对婚姻或家庭挫折的态度以及对再婚前景的预测 ,即他们对“挫折会使人 成长”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和“再找个比配偶更好的伴侣比较难” 的判断(1 -5 分分别表示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应对态度是把被访者自述的“认为自己是有用之人”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能干了” 和“我对将来充满信心”的认同(1 -5 分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用因素分析法简化成 “自信 、积极应对”复合变量。26 个指标经过复合、简化, 最后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共有 19 个 。 三 、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用以检验我们理论假设的是 2002 年 4 月完成的对上海 50 个居委会 440 个单亲家庭和 500 个双亲 家庭的入户问卷调查资料 。该调查的居委会抽样采用多阶段分层方法, 即在全市 11 个区随机抽取 25 个街道, 再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2 个居委会 。双亲家庭采用概率抽样即每个居委会等距抽取 10 个家 庭,单亲家庭为整群抽样 ,即该居委会凡有中小学生或 16 岁以下孩子的单亲家庭都是我们的调查对象。 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并不完全一致 ,加上会遇到一些难以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 我们按1∶2 的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 。实际共使用了 1361 个样本, 其中因拆迁、搬家 、房屋出租等户口空挂的 162 户,因重病住院 、聋哑 、智力障碍等无法接受调查的 12 名 ,出差、探亲等 18 位, 再婚、子女不同住或年龄 过大等不属于我们调查范围的 45 人,拒绝访问的 134 名, 地址不清或错误的 18 户 ,情况不明的(即在 1 个半月的调查期间反复上门无人在家)32 名。调查成功的 500 位双亲者中男女均为 50 %, 440 个单亲者 中男性为 47 %,女性占 53 %(其中 332 个离异者中男性更多些, 占 55 %, 而 108 位丧偶者中女性多达 76 %);被访者年龄最小的 29 岁 ,最大的 56 岁 ,平均年龄男为 42.3 岁 ,女为40.5 岁,其中 35 岁以下的仅 占7.8 %, 36 -40 岁占 31.5 %, 41 -45 岁达 45.9 %, 46 岁以上 14.8 %;99 %的家庭只有 1 个子女。 从教育程度看, 初婚者的男女教育程度无显著差异 ,但单亲女性的教育程度则高于男性, 其中离异 女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71.5 %, 不仅明显高于离异男性的 57.4 %, 而且明显高于初婚女性的 64.8 %和丧偶女性的 57.3 %(见表2)。 从目前的在职状况看, 离异者在职在岗即依然正规就业的仅占 34.6 %, 既明显低于初婚者的 53.6 %, 也明显低于丧偶者的 43.5 %,而自述下岗 、待业、病、离 退休后未再就业的离异者达 31.9 %,高 于丧偶者的29.6 %和初婚者的 25.2 %。其中女性从事非正规就业或暂时无业的明显多于男性 。 从薪金收入看,去年单亲者全年的平均收入 10534 元 ,仅为双亲者的 70 %,其中单亲女性的年均收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