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注重逻辑。西方政治研究受到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 彩,对各种政治现象有较抽象、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政治中的一般抽象原 则 3强调建制。西方政治研究注重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研究。由此更加注重对政 体的探讨。自古希腊始,就注重分析当时各城邦的不同政体,以后注重对最佳政体的探 求形成了传统。对政体的研究构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 4侧重点法理。西方政治学研究认为,人性多变,特别强调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 关系、权力运用和法律规范等外部机制调节人的行为,维持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秩序。 如柏拉图从一等理想国向二等理想国的转变,亚历士多德对政体和法治的分析,洛克、 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都倾向于以体制和规 范调整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西方政治研究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5学科界限清晰。早在古希腊,亚历士多德就把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加以区分,使政 治研究初步取得独立地位。此后,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把政治硏究看作一个专门领域,写 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如《君主论》、博丹的《论共和国》、斯宾诺莎的《神 学政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 的《代议制政府》等论著,为政治学奠定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非常强大,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特别严,绝大多数政治 思想家都属于士大夫之例、由于其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封建君主的依附性,和实用性。因 此士大夫们只能在维护君主绝对权力的前提下探讨如何为政″怎样"治平的问题,从而 忠实地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 1范式单一。尽管中国历史漫长、曲折,但从西周、春秋战国起对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研 究,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糅合法、道及其他各家的思想地方法的硏究范 式。这一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近代才为新的研究范式所 替代 2注重世事。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较为注重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如人性、人与社会、 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施政方略等,在研究中有泛政治化倾向和浓厚的经世致用"倾向, 而疏于对国家、权力、体制等政治形式的研究 3强调布政。在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中,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注重的是对治国之道及 其合理性的研究,包括治国战略、施政方针、权力运用、选才用人以及他们与政治哲学 的关系等,而不注重研究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这一状况到近代才有所改变2 注重逻辑。西方政治研究受到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 彩，对各种政治现象有较抽象、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政治中的一般抽象原 则。 3 强调建制。西方政治研究注重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研究。由此更加注重对政 体的探讨。自古希腊始，就注重分析当时各城邦的不同政体，以后注重对最佳政体的探 求形成了传统。对政体的研究构成了西方政治学研究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 4 侧重点法理。西方政治学研究认为，人性多变，特别强调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 关系、权力运用和法律规范等外部机制调节人的行为，维持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秩序。 如柏拉图从一等理想国向二等理想国的转变，亚历士多德对政体和法治的分析，洛克、 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的代议制政府等，都倾向于以体制和规 范调整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西方政治研究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5 学科界限清晰。早在古希腊，亚历士多德就把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加以区分，使政 治研究初步取得独立地位。此后，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把政治研究看作一个专门领域，写 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如《君主论》、博丹的《论共和国》、斯宾诺莎的《神 学政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密尔 的《代议制政府》等论著，为政治学奠定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非常强大，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特别严，绝大多数政治 思想家都属于士大夫之例、由于其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封建君主的依附性，和实用性。因 此士大夫们只能在维护君主绝对权力的前提下探讨如何“为政”怎样“治平”的问题，从而 忠实地服务于君主专制统治。 1 范式单一。尽管中国历史漫长、曲折，但从西周、春秋战国起对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研 究，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的糅合法、道及其他各家的思想地方法的研究范 式。这一研究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近代才为新的研究范式所 替代。 2 注重世事。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较为注重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如人性、人与社会、 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施政方略等，在研究中有泛政治化倾向和浓厚的“经世致用”倾向， 而疏于对国家、权力、体制等政治形式的研究。 3 强调布政。在对人与现实政治的研究中，中国历代政治研究者注重的是对治国之道及 其合理性的研究，包括治国战略、施政方针、权力运用、选才用人以及他们与政治哲学 的关系等，而不注重研究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这一状况到近代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