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依据。至于政治制度上的特点，史学界公认是君主专制体制。基 于上述理由，我得出了“王权支配社会”的结论。 这一判断最早是在1983年于昆明举行的“中国地主阶级学术 讨论会”上提出的，会议主办单位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 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论中国封建地主 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文中提出地主阶级的主干一官僚 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主要是由政治权力分配社会资源而形成和维持 的。文章提出“政治特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暴力和政治虽然不 能创造出封建经济，但在封建经济关系基础土，它可以在很大程度土 影响乃至决定封建地主成员的命运及其存在形式”。此论一出即受 到一些朋友的批评，说我的观点是杜林“暴力论”的翻版，早已被恩格 斯批判的体无完肤云云。这种批评在当时是很严厉的。我绕开这种 2 责难，在历史事实上请求驳正，他们无言以对，这增加了我的信心。 再 从整体上说，我不赞成政治决定经济关系，但我认为不能忽视政治权 版 力在经济中的地位与特殊作用，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在杜会资源分 序 配等等方面，它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尤为突出。如 果只用经济分析，根本无法说明大量的事实。马克思十分重视前资 本主义杜会的超经济强制的意义，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超经济强制视 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和观念。为了更详尽地阐发土述观点，我 邀汪茂和、王兰仲同志一同撰写了本书。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是真正 的志同道合，所以是一次成功的合作。 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在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 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 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 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 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这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 本国情备忘录。欲了解中国国情者，应该翻阅一下本书！ 刘泽华 2005年元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