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 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 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 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 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 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 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 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 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 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 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 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 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 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 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 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 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 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一—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 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 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 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 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 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 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 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 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 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 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 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 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 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 对的。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 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 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 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 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 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 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 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 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 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 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 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 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 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 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 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 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3 年， 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 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 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 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 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 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 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 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 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 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 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 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 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 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 对的